我是怎样走上编辑道路的

    □ 李昕

    1982年我在武汉大学毕业的时候30岁，毕业分配的时候我在同班同学里条件是比较好的，我当时已经入了党，是班长，学习成绩在我们班里排第一。

    当时武汉大学中文系主任和我谈让我留校，说让我教外国文学，一年以后可以送我到美国去留学，全都有承诺，但当时我因为已经30岁了，在北京有个女朋友，而且我父母都近70岁，他们也希望我照顾，所以我决定回北京，婉拒了留校。

    北京的单位16个名额里面有公务员，也有新闻、出版、科研、大学等单位的用人指标，怎样选择？我评估了一下自己的条件。如果一个人的才能要以“才”“学”“识”来衡量，我觉得我做学问可能有欠缺，“学”不够，不具备比较厚实的学识基础，因为我是被耽误的一代人，人家十几岁需要读的书，我是到二十几岁才恶补的，底子不扎实。我同学里面，后来当了中共党史专家的陈晋、杨胜群，后来当了文学研究者的於可训、乔以钢等等，他们当时读书就比我多。

    如果是当作家、当记者的话，我的“才”又怎样，比如写作能力如何？我的同学里有好几个作家，跟他们相比，我的才华也很不够。我上大学以前，在东北一个小城市里，自我感觉也算一个小诗人。上大学后第一个周末，中文系就举办诗歌朗诵会，我也揣着自己的诗去参加了。但是几位同学们一上台，一开口，我就发现自己和人家的差距太大了。于是我当天把衣兜里的诗撕掉了，从那以后，到现在40年了，我再也没有写过一首诗。

    我觉得，我应该发挥自己的优势。什么优势呢？就是有多年的社会经验，思想比较成熟。于是我选择做文学编辑，因为做这样的编辑需要一种对作品的判断力，这种判断力是依赖社会经验和成熟的思想的。这就是“才”“学”“识”中的“识”，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不输给其他同学。所以我选择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编辑，学校同意了我的请求，就把我分配来了。

    和我同来的大学生一共5人，大家都顺利进入了各自理想的编辑部门。轮到我，人事处说不给我分配了，要我留在处里。5个新来的大学生，只有我一个是党员，我一进出版社就被社里指定为文化部出版局团委委员，负责社里的共青团工作。但是这种安排，绝对不是我本人的理想。

    我看到当时出版社总编辑屠岸面容很和善，是个谦谦君子的模样，于是就想到去求他，其实当时我根本没和他打过交道。有一次到大饭厅吃午饭时，我和他凑到一个桌子上，恳求他给我一次做编辑的机会。我说自己知道，在“人文社”做编辑不是容易的事情，我也不知道自己够不够格，但是我希望有一个机会（比如三年时间）尝试一下，如果事实证明我不适合做编辑，那么三年以后我就改行。屠岸聚精会神地听我讲完以后，伸出一个手指头，说了“一言为定”四个字。这四个字，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我当了编辑以后，确实非常顺利，一年以后，理论组的组长调出去了，我就接了理论组组长。三年以后，编辑部领导班子调整，我就做了编辑室副主任，六年以后，1989年又进行一次编辑部调整，我就做了编辑室主任。那一年我36岁，当时的新闻出版署直属十几间出版社范围内，我当时可能是最年轻的正处级业务干部，做编辑做得很顺手，这就给了我信心，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无怨无悔地走上了这条编辑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