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科学之路与ICTP

    □ 于渌

    《成为科学家的100个理由》是国际理论物理中心（ICTP）2004年编撰的一部独特的文集。当时正值该中心成立40周年，ICTP邀请世界顶尖科学家、数学家等撰文，讲述他们是如何走上科学之路的，以及他们的科学感悟。转眼间，20年过去了，出版社决定出版“20周年纪念版”，ICTP欣然同意并授权。出版社邀请我为本书写一些话，面向年轻学子谈谈我的科学之路。

    我1937年8月出生于江苏镇江，在家乡受到很好的教育，让我萌生了成为物理学家的梦想。1956年，我有幸到苏联哈尔科夫大学留学5年，论文导师希望我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但由于中苏关系破裂而未能实现。1961年，我回国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工作，有几位充满科学激情、志同道合的年轻同事，带头的是陈春先。我们都胸怀大志、敢想敢闯，很快走到学科的前沿。后来陈春先成为“中关村民营科技第一人”，其余4人都先后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我研究了杂质对超导体的影响。这是当时很热门的研究方向，许多凝聚态物理的“大咖”都参与其中。我试图探索一条新路。1994年，我到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访问，那时俄罗斯的巴拉茨基正在研究杂质对d波超导体的影响，我告诉他我20世纪60年代做的计算，并把文章给他。他读后觉得对他的工作有帮助，并在自己的文章中详细转述，后来就出现了很多对我文章的引用。另外，很幸运，60年前做的这项工作对当前的热门研究领域——在凝聚态体系中“捕捉”马约拉纳费米子，还很有用，同行把我们讨论的束缚态称为“Yu-Shiba-Rusinov态”(简称“YSR态”)。

    好景不长，1966年研究中断，我后来去了“五七干校”。1971年杨振宁先生回国访问，1972年周总理再次接见他，特别讨论了基础研究。周培源先生根据总理指示，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长篇文章，强调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我们意识到：现在又可以做基础研究了。1972年，物理所施汝为所长带领一个四人小组到加拿大参加物理协会年会，我们强烈地感觉到：我们落后了！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强补”。

    1983年，我应邀访问了在意大利的国际理论物理中心（ICTP）。ICTP由巴基斯坦出生的物理学家萨拉姆在1964年创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领导下主要服务于发展中国家青年科学家的国际学术机构，大部分资金由意大利政府提供。萨拉姆把毕生精力贡献给这个伟大创举，让青年科学家既能从事一流的研究，又不离开自己的祖国，避免重复他自己的“两难”遭遇：为了继续在剑桥的研究，不得不移民英国。

    那次访问中，我得到同行认可。1984年，我第二次访问，访问期间得知，由于意大利政府增加了对ICTP的支持力度，可设立固定编制的科研职位，我被推荐担任凝聚态物理部主任一职。1985年这项任命落实，我是第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全时任职的研究员。除了努力从事研究工作，我兢兢业业完成中心委托的重任，让发展中国家有才华的青年学者能参与一流的研究。

    ICTP对我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超过5000位中国学者访问过ICTP，我国许多资深的科学家都从ICTP受益，许多优秀的中国青年学者走到国际科学前沿。

    2007年，我被美国物理联合会授予“John Tate国际物理领导才能奖”，以表彰我“四十年来为汇集世界凝聚态物理学界、扶持青年科学家、创办重要国际会议所作的里程碑式贡献，及对理论物理学界的国际领导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