邂逅毕加索“S”级档案

    □ [法]安妮·科恩-索拉尔

    巴黎警察总局的档案向所有人开放。你只需乘坐地铁5号线在奥什站下车，然后穿过北郊小镇勒普雷圣热尔韦的乡间小路，就能到达一座现代化建筑。在接待处，警察抽出读卡器，然后给你一把灰色储物柜的钥匙，你就可以把外套、包和私人文件放在里面。找到号码后，拿着几页白纸和一支铅笔，进入一间阴冷的玻璃房，在另外三名警察的注视下，一箱档案便呈现在你的面前。

    我刚刚遇到一位调查对象。他是一名外国人，1900年10月第一次来到巴黎之后，他一生的档案都由巴黎警方保存：报告、审讯记录、居留证、护照照片、指纹、房租收据、居住证明、入籍申请、安全通行证、各种调查记录、亲朋好友的信息、道德证明、政治观点、历年住址。

    在这些文件中，一些指控带有仇外心理或政治不信任的烙印：“虽然他在1914年已经有30岁了，但他在战争期间对我们的国家却毫无贡献……虽然他在法国以所谓‘现代画家’的身份声名鹊起，赚取了百万身家（显然都放在国外），并在日索尔附近拥有一座城堡，但［他］在走向共产主义的同时仍保留着自己的极端主义思想。”

    有的指控仅仅是流言蜚语：“有报道称，他在圣日耳曼大道172号的咖啡馆里，遭到一名身着便装的波兰军官的厉声训斥，当时他正在公开批评我国，并对苏联大唱赞歌。”

    还有一些则是捕风捉影：“我们的部门知道［他］在1905年被举报为无政府主义者，当时他和他的一个同胞住在克利希大道130号。他的这位同胞也是无政府主义者，受到警察局的监视……大楼的门卫从未听他表达过任何颠覆性观点。此外，他的法语说得很差，几乎没人听得懂。”

    最后几页意见书得出了斩钉截铁的结论：“这个外国人完全没有资格入籍。此外，依据上述情况，从国家角度来看，他必须被列为高度怀疑的对象。”

    在我眼前徐徐展开的，不正是一个国家直面自身幽灵的完整历史吗？

    在回程的地铁上，我麻木地看着各站站名。有一站是毕加索站，这正是我刚才查阅的调查对象的名字。他的外国人档案编号为74.664，这是一份“S”级档案，即受到警方主动监控的外国人的档案，因为他曾经“因各种原因被怀疑企图危害国家安全”。

    我从警察局档案中发现了被污名化的毕加索。几天之后，凯布朗利博物馆推出了“早期毕加索”展览。我立刻被那幅面向塞纳河、气势恢宏的黑白海报震撼：眼神里闪烁着胜利之光的60岁的毕加索和非洲面具并肩而立，气定神闲而又气势逼人，足足有3米高，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巴黎公众。

    在2017年的这个春天，我看到了两种震撼人心的对峙：一种是被锁在巴黎警察局总部档案室的“S”级档案中的形象，另一种则是当今举世闻名的明星艺术家形象。

    面对荣光万丈的毕加索，我们必须整理社会史、艺术史、行政史、移民史和警察史等历史之间的联系，小心翼翼地展开档案，发掘被掩埋的文件，重新打开信封，破译笔迹，展开文本、信件和图画，努力探寻有关毕加索的蛛丝马迹，马不停蹄地投入一场寻觅之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