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处在“后全球”时代吗？

    □ 刘东

    十年以前，我出版了《再造传统：带着警觉加入全球》一书，来专门讨论“中国文化与全球化”的问题。现在这本书属于十年前那本小书的续篇，所以这两本书最好对照起来阅读。

    如果说，这个问题当时所带来的挑战，对于彼时的中国人是崭新的，那么竟然只是在十年之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世界性受挫，国际学界的时髦话题便已是“后全球”了。

    然而，相当富于戏剧性的是，前一本书还题为《再造传统：带着警觉加入全球》，紧随其后的这一本书，就已经在提问《是处在“后全球”时代吗？》。也就是说，仿佛刚刚还在追问“全球化”的来龙去脉，并且思考它对于中国究竟是福是祸，转眼就又提出了“后全球”的问题，乃至中国到底要在这种变局中如何自处。

    不过，我在那时即已指出，曾经表现得“浩浩荡荡”的全球化，本是个芜杂纷乱的复合概念，它先从西方化、国际化、世界化的内涵起始，又发展出普遍化、全球化甚至星球化的意蕴，而且，所有这些意涵还都无序地叠合到了一起。由此，一方面，到底选用哪种理论框架来概括当代，恐怕更多的还是主观的信念问题，取决于从心理上倾向于相信什么；而在另一方面，这种“后全球”的新拟术语，毕竟还是凸显了以往时常被忽略的、恰恰由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性冲突，也放大了以往曾经淹没在乐观声浪中的、不断分崩离析的碎裂噪声。

    事实上，全球化一方面的确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诱使学者把世界说成是“扁平”的，或者把历史形容为“终结”了；而在另一方面，国与国间的快速角力与碰撞，也确实让原已存在的社会危机，通过相互的接壤、嵌入与压缩，而表现得愈加高涨、尖锐和恶化，乃至发酵出危机的平方、立方，甚至n次方，从而加剧了属于全球性的社会风险。

    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否愿意采纳“后全球”这个概念，它都有助于我们警醒地关注到，全人类正面临着关键的临界点。如果说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正因为抓住了全球化的正侧面，我们的国力得以迅速地腾飞，那么在今后的一段时间，能不能规避全球化的负侧面，同样攸关我们的国运。

    当然了，这个“全球化”进程到底能否被拯救，并不会只取决于某一国的选择；但反过来，我们自己是否坚持深化改革开放，以及能否创造出“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对于这个星球的未来仍将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