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的时间”

    □ 刘洪波

    “劳动是活的、塑造形象的火；是物的易逝性，物的暂时性，这种易逝性和暂时性表现为这些物通过活的时间而被赋予形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写道。造物者不是上帝，而是人，是人的劳动，劳动创造世界，“劳工神圣”。

    通过上下文，可以理解“活的时间”就是把人和物联系在一起，给物赋予形式的时间。这个时间之所以是“活的”，在于它是具体的，是属于人的，同时也是积极的，是生命创造的表征。它具体地表现为人由于实践而被激活、物通过劳动而被完成。例而言之，一根木头如果未通过活的时间而被赋予形式，那只是一根木头；成为桌子、椅子，这就是“通过活的时间被赋予形式”。

    在这里，时间是从人的实践、人的劳动来理解的，而不是把时间作为一个纯粹的物理客观、物理属性或者物理标量。或者说，马克思不是把时间当作一个物理概念，而是把它作为一个社会、历史和人文的概念。这样，逝去的时间不是消失无踪，而是凝结在桌子椅子等被赋形的物之中，桌椅既是实践的结果，也是时间的凝聚。

    如果我们把对“物”的理解从物品扩展到人的所有创造，那么文学艺术、制度规范、社会关系等等都可以视为人类实践的结果，都可以视为时间的凝聚。那么，历史就不是飘散无影，而现实正是历史的总和，是时间的累积性结果。

    资本主义出现以后，价值尺度的通用形式被生产出来，货币成为衡量价值的唯一标准，由此而形成了资本的总体控制。万物被均等为商品，价值被统一为货币，劳动被货币评价，时间被货币标量。人的丰富性、社会的万千气象，都被一个标准衡量，即由货币来通约，被金钱所标定。这是一个极端抽象化的过程，是用抽象原则去统摄一切具体的过程，它把社会的本质标定为资本和金钱。

    这是巨大的简化。由此，社会运转不再需要考虑千差万别，只要考虑投入产出、成本利润、性价比，资本逻辑内含着效率主义。这也是巨大的强制。资本逻辑内含的效率主义仅仅服务于资本，但事实上人以及人的心灵、精神、际遇、价值感等等仍然千差万别，价值也无法全部用货币来衡量，金钱并不足以成为社会和人性的温度计。

    资本逻辑下的时间抽象化，在于时间从人的实践过程变成单纯的计量手段。时间不再与个人生命体验直接挂钩，而只是一个计量要素。这是因为无论从个人还是组织来说，生产和流通所耗费的时间都各不相同，不足以成为衡量劳动的社会尺度，只有把时间抽象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才能产生普遍均一的衡量标准，其中生产的时间用于生产商品的价值，为世界市场提供商品；流通的时间用于消灭空间阻隔，让商品在任何地方都能卖。

    以此，时间从人的实践过程转化为钟表的计量，从而完成个人时间与社会时间的统一。更进一步，时间从时间概念转变为资本概念，表现为货币的计量，“工作日”这个概念跟具体的人没有关系，只跟劳动量、时间投入有关系，3个工作日是一个人工作三日还是三个人工作一日，并不重要，只代表一定的价值量。时间的抽象化就此完成。

    劳动者在生产中难以产生价值感，不仅在于劳动目的不是为着他自身的实现，而是为着资本的增值，还在于生命价值完全靠货币兑现来体现的不可能，以及劳动时间从生活体验的一部分抽象为单纯的计量数值所产生的空虚感。

    时间抽象化与生命价值感的丧失一体。随着时间抽象化，具体的生命被抽象统治了，人与资本的主客体地位颠倒了，时间也从人生的拥有转而成为压迫的手段。人不再是主体和目的，而只是时间的物质载体，用来承载资本运转的任务。“活的时间”不管是生活的时间还是创造的时间，都被抽象时间管控起来。而经济过程的基础性、资本逻辑的总体性又笼罩了全部社会生活，从而把生命拖入到资本增值的时间转化机器之中。

    时间的暴政、时间的刑罚、时间的危机等等，现代思想家关于时间有各种批判性论述，都涉及到一个母题，那就是时间从生命的展开抽象为单纯的计量要素，从而使人的价值被否定。这些论述都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所说的“活的时间”在资本逻辑下消失。“活的时间”既是具体的，也是积极的，而在资本逻辑下，时间的抽象化既使具体时间可有可无，同时使时间从生命的积极形态转变为消极形态和被动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