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昕
2005年,我在网上看到一条关于杨先生的访问记。当时杨先生和翁帆结婚不久,很多记者关注他们结婚后的生活怎样,翁帆在干什么?杨先生说:“翁帆的英文很好,她在给我做翻译,我原来一些文章是用英文写的,自己也没力量去整理,现在翁帆帮助我翻译成中文。”
我马上打电话和杨先生联系,告诉他北京三联书店愿意把翁帆的译文编成书出版,这本书可以署名“杨振宁著,翁帆编译”,作为你们两人合作的成果。杨先生听了很高兴。
杨先生把这本书定名为《曙光集》。杨先生解释说:“幸运地,中华民族终于走完了这个长夜,看见了曙光。我今年85岁,看不到天大亮了。翁帆答应替我看到。”
因为这是一本极有价值的著作,我们决定在新书出版时,就在北京“三联”编辑部楼下的韬奋书店里开发布会。这个书店里有一块空场,大概可以容得下百来人。
杨先生是极认真的人,他曾询问会议需要邀请多少嘉宾,编辑告诉他多多益善,杨先生就当作一件大事来做了。他开列名单一丝不苟,用Excel表,写了好几十人的名字传真过来,名单上全是大人物,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有很多位,部长有很多位,大科学家也有很多位。编辑把Excel表传真给我时,我吓了一大跳。
我知道杨先生误会了,马上直接给他打电话。我对他说,会场就在我们出版社自己的书店里,没有那么大的排场,也请不了那么多的嘉宾,只需要“您请三五位好友足矣”。杨先生听了如释重负,连说这样最好。
最后杨先生重新确定了嘉宾名单,他邀请了周光召(曾任中国科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许鹿希(许德珩之女、邓稼先夫人)、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总裁潘国驹,再加上杨振宁夫妇亲自到场,阵容已十分强大。
但这次新书发布会开得并不成功,对我们是一个教训。我们没有特别设计场地,结果秩序很乱。开会时,书店里的读者一听说杨振宁夫妇来了,一下子就围上来,小小的场地挤得里三层外三层。因为我们没有策划和设计,让下面的观众和媒体随便发问。当时杨振宁先生和翁帆女士结婚不久,读者和媒体还在好奇之中,结果所有的话题都针对杨振宁和翁帆的婚姻,而且有人的问题问得很讨厌,比如问杨先生,你比翁帆大那么多,那么你死了以后同不同意翁帆再嫁?杨先生淡淡一笑,很坦然地说:“再嫁,没问题。”结果第二天好几家报纸都是以“杨振宁同意死后翁帆再嫁”为大标题。事后我到网上搜索,发现这场新书发布会白开了:在网上几天内就有几千条报道,居然很少有人提到三联书店,提到《曙光集》。
这事我没敢告诉杨先生,怕他失望,怕他伤心,只是偷偷地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诸如请他出来参加中国出版集团在郑州举办的读者大会介绍《曙光集》,给他安排记者单独采访,并为他联系在一些大学做演讲等等。杨先生很随和,只要时间许可,他总是尽可能满足我们的要求。由于他的配合,《曙光集》销售得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