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诠释“标准”何在

    □ 梅明蕾

    有心的乐迷应有感知，自年初开始，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尤其C大调第七交响曲已然成为各交响乐团的热门曲目。“肖七”固然是经典，更在于今年正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肖七”另有“列宁格勒”之命名，表明作曲家一开始就为这部作品明示了演绎方向。

    圣彼得堡爱乐日前再次来到琴台音乐厅，将“肖七”列为重头戏在意料之中。照说该团演绎“肖七”，无论从民族归属、作品所指、文化传统和乐团资质诸方面，都不无优势。该团手上的“肖七”，可谓原汁原味，再地道不过。

    如此说来，何不将他们的演绎树为“样板”，各乐团前往“取经”就是，又何必绞尽脑汁地自搞一套，还冒着“不地道”的风险？

    音乐演绎变量之多难以胜数，如果克隆“样板”居然成真，那才是一个天大的噩耗降临；可以断定，到那一天，音乐作为“人类精神的火花”（贝多芬语）将就此熄灭。

    音乐演绎变量多，多到怎样的程度？感觉上是数不胜数，也有著名钢琴家、上海音乐学院赵晓生教授的文章《音乐的诠释——关于诠释音乐的五个层次及其相互关系》予以理论加持。极简概括赵教授的思想：第一层诠释乃作曲家对自身心灵感受的折射，但写到纸上的乐谱未必与其当初感受一致；第二层诠释是指挥对作曲家音乐文本的解读，由于解读者观察点不同，诠释也每每相异乃至大相径庭；第三层诠释则是演奏者将乐谱转化为音响，这更因演奏者各有理解和风格，现实中的演绎才如万花筒般绚丽多姿、各有面貌；第四层诠释是受众赏乐时的心理反映，100个人心中有100个哈姆雷特，不用多说；最后一层诠释即为音乐学层面的“文字诠释”，读读每场音乐会后的评论吧，哪里有统一的见解。如此每一层诠释都充满变量，再叠加细分起来，变量何其多以至无穷，又谈何“标准”。

    所以面对同一部作品，不同的乐团（指挥）自然会“二次创作”出不同的音响；甚至同一部作品由同一个乐团演奏，不同时段都会有变化。正如杜达梅尔携乐团与王羽佳合作时声称：从排练到演出，我们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一直都在变。音乐是时间的艺术，这也是一种理解。

    经典诠释虽无标准，但也不是天马行空，随心所欲，而须“释”之成理，“释”而“靠谱”。所谓“靠谱”，我理解，是经典诠释的说服力。

    说到这儿，音乐史上的一个著名桥段就呼之欲出了。话说1962年，古典乐界的两位顶级大咖，美国指挥家伯恩斯坦和加拿大钢琴家古尔德合作演绎勃拉姆斯的d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照说勃氏的这一经典为乐界常演曲目，亦为乐迷耳熟能详，两位大咖本应珠联璧合。谁知一向特立独行的古尔德这次却对演奏该协奏曲的速度有了“新发现”，而他所采用的背离常态的理解及诠释，却被伯恩斯坦在开演前公开表明自己生平第一次听到、“某种程度而言是最顽劣的诠释”。虽然指挥家最后向独奏家做了妥协，演出按古尔德的速度进行下去，但伯恩斯坦绝不承认这是他的演绎。

    众多音乐家和乐评家卷入了这场由速度问题引起的争论，几乎所有的古尔德传记都从不同角度记载了这一事件。而钢琴家后来对此事来龙去脉的记叙，也让世人得知，古尔德更改速度绝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有自己的深入研究为据。我们也由此清楚了，所谓“靠谱”的尺度大到怎样的地步。

    说到底，经典诠释，“误读”无所不在。可无论是业界还是乐迷，没有谁想到去向某个“正确的样板”看齐。毕竟，多样化是无限丰富的前提，更是一切健康生态的本质，其中自然也包括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