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活是世上最美好的事

    □ 康华

    路过淮海中路的上海图书馆，看到正在举办赛珍珠特展，这位诺奖得主的作品我并没有细读过，心念一动，就拐进了上海图书馆。在典藏室看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地三部曲》，随手翻阅起来。第一部《大地》中，王龙对大地和对劳作的深情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从年轻到年老，即便离开，土地在他内心的分量也分毫不变。“春天年年到来，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对春天的感觉越来越迟钝。但是，有一样东西还留在他身上——这就是他对土地的热爱”，“他曾在那里养大他的孩子，阿兰也死在那里”。阿兰是他的原配，在20世纪初的农村，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在旧中国吃苦受累，一辈子都没有过上属于自己的新生活。

    掩卷，我为阿兰一掬同情之泪的同时，想到了我的祖母。我的祖母生于1919年，当时正是军阀混战、狼烟四起的年代，在动荡的岁月里，我裹小脚的祖母17岁就与我祖父成了亲，开始生儿育女，为大家庭操劳。与阿兰不同的是，祖母人生的下半场掌控在自己的手里。20世纪50年代，祖母扭着放开的畸形小脚走出家门，经培训成为一名接生员，年近不惑之年时开始为人接生。随着手艺日渐精湛，加上免费上门服务，祖母日渐声名远扬。她的接生对象横跨几代人，即便到了80岁高龄，她依然没有停歇，可以说，她的后半生都奉献给了这片土地上的乡邻，通过自己的双手赢得了尊重。

    经由祖母的双手迎来的每一个孩子，都能随随便便到祖母家玩。她能叫出每个孩子的名字。在我小时候，物资匮乏，小孩子很少有零食吃，但在祖母那里，孩子们总能得到一些好吃的。那些孩子就像祖母自己的子孙一样，能够召唤出她心底的爱意，因为他们来到世间，是她最早触摸的、第一眼看到的。那一张张稚嫩极了的小脸捧在祖母手中时，一定让她觉得人间是美好而充满希望的。

    祖母有个木制的长盒子，每次打开那个“百宝箱”，看到里面的消毒手套、剪刀、肥皂等全套工具……我都紧张得心儿怦怦跳，看了两眼就啪一声盖上盒盖，心里又暗暗佩服祖母的勇敢。祖母手里没有出过一次人命，用现在的术语来说，她就是最合格的产科大夫，而且是专家级别的。

    祖母的这份悲悯与奉献精神，滋润着她的后辈。我父亲深受祖母的影响，对待一切生灵都满怀悲悯。比起祖母在产科领域的专注与成就，我父亲的人生则更复杂一些。在父亲身上，我看到了生命的三个层次。一个生活层面的养家糊口的他，一个是理想层面的爱乐者——父亲会吹笛子，青年时期就自己做了把二胡，咿咿呀呀拉，但我最想说的是第三层，就是他退休后的差事。这个差事说出来让人难以置信，一介书生去做了“大总”，在哭哭笑笑的人群中扯着嗓门主持婚丧嫁娶。在故乡，不管红事白事都离不开“大总”，要策划流程，招呼客人，协调厨师、乐班，安排记账等。父亲还身兼司仪，在熙熙攘攘乱作一团的人潮中，喊出习俗要求的那些台词。父亲的现场表现如何，我从未亲见，但凭他年轻时篮球场上的风采，以及工作时像福尔摩斯般破解失窃案的实力，应该也不会坍台。今年父亲75岁了，头发花白，弯腰驼背，但他还扯着独有的沙嗓门当“大总”，无论刮风下雨，无论白天黑夜，他都是随叫随到。

    他做这事也属于劳动的一种，不过与祖母的亲手迎接新生命不同，他除了婚嫁之外还会操办丧事，后一种是为人送行，目睹的是悲号与别离。这让父亲既看淡生死又珍惜生活。上次打电话回去，他一接通就说：“我们这里有人家出事了，我在处理事情，给你妈打吧，我刚给她打过。”我给我母亲打电话时，听得出她声音哽咽。

    祖母和父亲所做的事情，无声地告诉我们小辈，为他人操心也是一种幸福，他们是身教胜于言教，教会了我们何为爱以及何以为人。

    前一段时间读到译家朱琪英翻译的《蓝窗》。书里那位拥有精致气质、从不逃避艰苦劳动的妈妈，在教育她的女儿时说：“亲爱的，干活是世上最美好的事。你还没有领略这一点，但是有一天你会懂的。干活让人免于发疯。”她还说：“当我播下种子，我感觉是在创作，就像画了一幅画或者写了一首诗。我爱大地的清新气息，爱大地上万物的美丽。”

    大地万物养育了我的祖母和父亲，他们又用劳动反哺着大地以及万物生灵。有时候我总忍不住想，二人一个接生，一个主持婚丧嫁娶，他们母子将人从出生到死亡包圆了，实属圆满。行笔至此，向窗外看去，风拂杨柳，那颤动的枝条拨动了我的心弦：等我退休了，如果有机会，我也很想像祖辈父辈那样，找到一个可以助益他人的差事。只是我既没有祖母勇敢，也不如父亲社牛。也许，我可以做个会讲故事的人，若能抚慰他人之心，也算是播下一颗种子，如同画了一幅画，如同写下一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