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雨嘉兴

    □ 梁鸿鹰

    梁鸿鹰：曾用名梁红鹰，笔名文羽。现任《文艺报》总编辑，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中国作家协会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 敬畏和感悟

    嘉兴南湖不仅发生过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也有沈钧儒、褚辅成、汪胡桢、朱生豪等先贤留下的精神印记。踏上这片土地，在淅沥春雨中，南湖的红船、烟雨楼、梅湾街等承载历史记忆的景致扑面而来。而雨“滋养万物，润物无声”的特质，烟雨南湖的精神感召，先贤精神对后人的影响，恰可作为探寻嘉兴文脉传承与爱国精神内核的一个意象。深入历史长河，方可与先贤灵魂对话，我希望以自己的文字，反映对嘉兴这片土地孕育的精神财富的敬畏和感悟。写作过程中，我始终在思考如何让历史人物与当下读者产生共鸣。沈钧儒强调青年要读书、实践、修身，朱生豪主张文学反映时代、作用于人生，这些理念穿越时空，为当代的人们提供着启示。文中引用的诗句、日记片段，都是为了让人物更鲜活可感。如沈钧儒狱中日记里对行云飞鸟的观察，朱生豪信中对门前景象的描述，这些细节让杰出人物变得亲切，他们的喜怒哀乐与普通人并无二致，却在关键时刻展现出超越常人的格局。沈钧儒的“坚”与“善”，朱生豪的“痴”与“勇”，共同构成了嘉兴这片土地上动人的精神图谱，他们的品格正如南湖的雨，看似轻柔，却具有滋养坚韧生命的力量，先贤们的精神，必将在岁月流转中，不断浸润着后人的心灵，让更多人感受中国知识分子在时代浪潮中的家国情怀与文化担当，这正是此文写作的初衷。

    一

    嘉兴古称嘉禾，“禾”者，嘉谷也，此地文脉昌隆，士美民秀，更因20世纪20年代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件而为世人铭记。南湖是海盐塘、平湖塘、嘉善塘等多条河流交汇处，梅湾街的石板路、湖心岛的亭榭、红船的木桨、烟雨楼的飞檐、画舫的窗棂，处处见证着历史的印记，前人有诗云：“烟雨楼台听春雨，清风轻拂和细语。分烟话雨伊人去，落花还恋静夜雨。”雨，作为南湖的核心意象，滋养万物，润物无声。今春，我乘着时断时续的轻雨，倾听历史回音，领悟文化传承，经历了一次难忘的精神洗礼。

    在开国大典上，一位留着长髯的儒雅老者，站在距离周恩来不远的地方，他便是浙江秀水（今嘉兴）人沈钧儒。沈钧儒为新中国第一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一生爱国忧民，追求国富民强，与共产党荣辱与共，肝胆相照。1936年10月22日，鲁迅先生的葬礼上，覆盖鲁迅灵柩的白布上“民族魂”三个遒劲有力的大字，便出自他之手。参观沈钧儒纪念馆，浏览历史文献，让我深深感受到，几千年来优秀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传统，在他身上得以传承，在他的身上，既有吴文化的亲厚、友善、忠义、爱家等风范，又流淌着刚毅、坚贞、顽强的越文化血液。良好的家庭环境熏陶，尤其是祖母的耳濡目染，更让他终生铭记。他曾深情回忆：在慈祥仁爱的祖母理想中，世上不应有没有饭吃和没有衣穿的人，她不念经拜佛，只将善意化作具体行动。小时候住屋的一个窗口正对着贫民窟，祖母常与穷人交谈，有时在窗口递出衣物；还亲自为害了病的穷苦人开药方、买药，给害肿毒的挤脓、贴膏药。当时家中并不宽裕，求助者多了，祖母就卖掉自己的皮袍做善事，即便如此，她仍觉得不够。

    沈钧儒生于1875年，当时已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风雨飘摇，沈钧儒刚涉世就对祖国和人民饱受欺凌与蹂躏有了切身感受。日本发动对华侵略的“九一八”事变后，沈钧儒明确意识到，救国和民主密不可分，要动员群众起来救国，就必须保障人民大众的民主自由权利，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时，他把争取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联系在一起。为了保障人权，沈钧儒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保护和营救爱国人士，倡导和推动冤狱赔偿运动，领导民众抗日救亡运动；他主张全国各党派团结一致，消除内争，联合抗日。1935年12月12日，沈钧儒和马相伯、陶行知、邹韬奋等，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号召，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936年1月28日，他与宋庆龄等发起并组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鲁迅先生逝世后，沈钧儒作为治丧委员会委员之一，在覆盖鲁迅灵柩的白布上写下“民族魂”三个大字。1936年10月22日，他担任主祭，在鲁迅先生葬礼上慷慨陈词：“像鲁迅先生这样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不但我们人民对他表示尊敬，就是我们政府，也应当敬重他的！他现在虽得不到什么国葬，但今天可说是一个民族的葬仪。”沈钧儒的一系列活动触怒当局。1936年11月23日，沈钧儒与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王造时、沙千里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是为著名的“七君子”之狱。为了抗日救国，沈钧儒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不屈不挠同反动派进行斗争，坚贞不屈。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党当局才迫于形势在1937年7月31日将“七君子”交保释放。

    沈钧儒的精神世界丰盈饱满，热爱人世与自然，善于从生活中汲取诗意，回忆狱中生活时，他曾说：“我在看书写字外，觉得到处充满了诗意，有时正在盥洗，赶紧放了毛巾，找纸头来写；有时从被窝里起来，开了电灯来写，想到就写，抓住就写，写出就算。有的竟不像了诗，亦不管它，择其较像诗的录在本子上。”他在狱中写的日记也很有情趣：“我从我们的天井里一二方丈的天空望出去，看见一片片的行云，还有飞鸟，都觉得羡慕，也增加了我心里的愉快与舒适。”他还说：“因为认识了几个字，一刻离不开笔和纸，好像一离开就不能生活似的，那末，他们从来没有认识过字的人们该怎么样？他们是真可怜，他们是从来没有踏进过这另一世界的门啊。”出狱后，他在南京鼓楼医院留下了一篇美文《决念》，打头的文字是这样的：“黎明睡起，视表才五时，楼窗下视，绿草如茵，几枝老树，郁勃得可爱，一股朝爽之气，扑窗而入。我静静地呼吸，欣赏；默念环境，俯仰万端……”

    “堂上一笔朱，阶下千滴泪”，是沈钧儒的名言。作为律师，他对每一桩案件均认真审核，遇冤狱更是反复阅卷查证，务必为受冤屈者昭雪。对无力承担诉讼费的人，他分文不取，义务办案，甚至倒贴资金为老百姓打官司，常资助穷苦青年。据他的外孙女沈苏苏回忆，新中国成立后，经常有上访的人拦他的汽车，每逢此类情况，沈钧儒必下车询问，尽力解决问题，他这份对人、对事业的真诚，为他赢得了崇高威信，因此人们中间流传着“截车告状，有冤申冤，就找沈院长”的说法。

    沈钧儒很关心支持青年人。沈钧儒三子沈叔羊之子沈宽曾与爷爷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他回忆说：“我听长辈说，相当多的革命进步青年去延安或者去国外勤工俭学，他们来找我爷爷，爷爷就把身上的钱给他们，或者把手表、衣服给他们。这样的事情他做了很多。”沈钧儒还热情支持青年人为国分忧。沈人骅是他长子沈潜的独生子，后与周恩来侄女周秉德结为终身伴侣，邓颖超第一次见到沈人骅的时候，了解到沈人骅曾经参加抗美援朝，就问他，“我记得兵役法上规定，独子不当兵，你是独子吗？为什么会破例了？”沈人骅回答说，报名参军前，担心父母不同意，没敢跟他们讲，而是给爷爷写了封信，爷爷立即回信支持。这正是沈钧儒爱国情怀的生动体现。

    有记者请教青年修养之道。他特别强调，青年修养的关键在读书：读书能增进能力，纠正错误，帮助反省，解决问题；他推荐青年多读古今中外名人传记和理论方面的书籍，以便“安心知止”；他强调读书时“总要有一个我在”，把整个身心全部浸入到书里面去；倡导“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旅途中调查风俗，接触民众，体察疾苦，增加对现实社会认识，获得真切学问。

    我流连在沈钧儒纪念馆，那“坐看云起时”的假山石，形似太湖石的“鸡骨石”等，让我印象深刻。据说喜欢石头是朱家七代的传承。沈钧儒选石、赏石、藏石，将自己的一个书房命名为“与石居”，并以“吾生尤好石，谓是取其坚”自勉。于右任、李济深、郭沫若等均为“与石居”题词，冯玉祥这样题道：“南方石，北方石，东方石，西方石，各处之石，咸集于此。都是经过风吹日晒，雪侵雨蚀，可是个个顽强，无亏其质。今得先生与石为友，点头相视，如旧相识；且互相祝告，为求国家之独立自由，我们要硬到底，方能赶走日本强盗。”沈钧儒与这些大家经常在这里相聚，赏石励志，以石喻人，同气相求。沈钧儒一生的刚正清廉，恰与石头形成了一种完美的互证关系。

    二

    近代以来欧风美雨，西学东渐，民智开启，经典普及，端赖翻译。而说到现代翻译，嘉兴人朱生豪无论如何是绕不开的。在我们国家的土地上，几乎有书店、有学校、有图书馆的地方就有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此次来到嘉兴，我两次前往朱生豪故居，缅怀这位翻译大家。朱生豪故居地处南湖区人文荟萃之地梅湾街，距离水利专家汪胡桢故居、韩国独立运动领袖金九避难处不远，位于嘉兴南湖区禾兴南路73号（原南大街东米棚下14号），为一座二层小楼，门口矗立着朱生豪、宋清如雕像，故居一层按时间轴对朱生豪、宋清如生平的展陈细致动人，让人感慨，在故居后院，是小小的草坪、一间灶房、餐厅，沿狭窄的楼梯上到二层，是复原了的朱生豪夫妇旧时卧房和书房。桌床椅凳，书柜衣橱，睹物思人，让人唏嘘。这个位置地处梅湾街，梅湾因梅而得名。相传明万历年间，此地曾植梅筑园，故有此街名，又说因街形曲折如梅枝而得名，是嘉兴南部乡镇进入嘉兴城的必经之路。这座朱生豪的出生地和故居，朱生豪一生停留的时间并不多。他在1935年4月30日在写给宋清如的信中曾这样描述门前景象：“……街道前有一条小河，常见上城下乡的船只、桑叶船；去南湖的旅船，载着货色的大舢板船，也有脚划船，每天早上便有人喊叫开船了，到朔望烧香或迎神赛会期间，门前拥挤不堪，连店堂里也挤满了人。”可见他对这里印象之深。

    朱生豪原名朱文森，生于浙江嘉兴一个没落商人家庭。朱家之前靠经营为生，一度曾颇具规模，但是到了朱生豪出生时家道已经衰落，所经营的布店、油瓷店和小型袜厂连续亏空，家境不再殷实。朱生豪是朱家盼了许久才盼来的男丁。5岁那年入读嘉兴南门梅湾的开明初小，9岁时以甲等第一名考入嘉兴县立第一高级小学，平时住在大姑妈家，周末和节假日与家人团聚，饱览家中藏书《聊斋志异》《三国演义》《山海经图说》《唐诗三百首》等，汲取了丰富营养，学业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朱生豪10岁时，体弱多病的母亲撒手人寰，过了没几年，在他12岁时父亲又去世。他由寡居的大姑妈抚育，另外两个弟弟寄养或过继别家。由于幼年失去怙恃，尝尽生活辛酸，导致朱生豪性格孤僻、沉默寡言。在姑妈帮助下，他插班到秀州中学，正式改名叫朱生豪。在这里，朱生豪的各门成绩，尤其是中文和英文取得长足进步。对《新中华国语与国文》《复兴初国文》《中国文学小史》《四部备要》，以及英文《新中华》《标准英语阅读》《准确英语》等的学习，进一步打牢了他的中英文基础，兰姆姐弟的《莎氏乐府本事》，以及《哈姆雷特》《裘力斯·凯撒》等原著，使他对莎士比亚产生强烈兴趣，拜伦、雪莱、济慈、华兹华斯、白朗宁、斯温伯恩等也进入他视野，为他打开了新天地。

    就是这样一个孤僻的人，1929年高中毕业时成绩优异，特别是英文好，诗作得好，为一致公认，但他身体瘦弱，体育成绩不佳，加之家境苦寒，眼看就要错失上大学的机会，开明的校长黄式金想尽各种办法，将朱生豪保送到杭州之江大学深造，且得到全额奖学金。朱生豪在之江大学主修中国文学，兼攻英语，他不负众望，学业品行很快就让他脱颖而出。对这位总考第一的学生，亦师亦友的之江大学国文系讲师、词学大家夏承焘评价甚高，他在《天风阁学词日记》中多次表达对朱生豪的赞赏，比如在1931年6月8日的日记这样写道：“阅朱生豪唐诗人短论七则，多前人未发之论，爽利无比。聪明才力，在余师友间，不当以学生视之。其人今年才二十岁，渊默如处子，轻易不发一言。闻英文甚深，之江办学数十年，恐无此未易之才也。”朱生豪学业优异，但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而是有着心怀天下的志向。“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朱生豪曾担任校“抗日救国会”文书股负责人，积极参与反日活动。

    朱生豪大学四年级时遇到了出身书香门第、很有个性的宋清如。他俩因诗结缘，经常鱼雁传情，以诗会友，互诉衷肠。因国文和英文成绩优异，朱生豪大学毕业前就收到上海世界书局聘书，任英文编辑。1935年的上海文化出版界掀起了一个翻译热潮，这与鲁迅先生应对国民党“文化围剿”，提倡“拿来主义”不无关系。鲁迅不仅身体力行翻译果戈理的《死魂灵》，还写了三篇关于莎士比亚的文章，希望林语堂翻译莎士比亚，未果。朱生豪所在上海世界书局决定翻译出版莎士比亚全集，英文部负责人詹文浒慧眼识珠，推荐他担此重任，朱生豪欣然应允。当时日本军国主义步步紧逼，中国尚无中文版莎士比亚译作，竟被日本人讥笑为文化落后，朱生豪将翻译莎剧视为一项“民族英雄的事业”，才华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他写信给宋清如说：“你崇拜不崇拜民族英雄？舍弟（朱文振）说我将成为一个民族英雄，如果把Shakespeare（莎士比亚）译成功以后。因为某国人曾经说中国是无文化的国家，连老莎的译本都没有。我这两天大起劲……”朱生豪以实际行动践行了“肩上人生的担负，做一个坚毅的英雄”的誓言。

    朱生豪从1936年上半年开始动笔翻译莎士比亚，他选择《暴风雨》作为翻译的第一部莎剧，是看重该剧“其中有的是对于人间的观照”。后来的“八一三”事变、珍珠港事件，让他数度失去全部译稿和搜集的资料。但挫折从未动摇他的意志。他一次次从头再来，誓要“替近百年来中国翻译界”完成这项“最艰巨的工程”，以此回应日本侵略者的傲慢。

    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的事业，始终有爱侣宋清如的见证与鼓励。1942年，苦恋十年的情人终成眷属，老友夏承焘送上婚联：“才子佳人，柴米夫妻。”宋清如概括得更精准：“他译莎、我烧饭。”朱生豪用他短暂的生命翻译莎士比亚近十载，共译出莎士比亚悲剧、喜剧、杂剧与史剧31部半，达180万字之多，当这些朱译莎翁戏剧1947年世界书局以《莎士比亚戏剧全集》之名首次出版时，国内外译坛为之震惊。爱国者的本性，使他能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锲而不舍，诗人的功底和气质使朱生豪能在莎士比亚的艺术星空里自如翱翔，以自己年轻的生命为我国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为民族争了气。

    朱生豪成功翻译莎士比亚同样得益于他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正如黄源先生所说，“朱译莎剧显示出译者具有精深的中国诗词的修养，他的诗才渗透在汉译莎剧的字里行间。莎士比亚是伟大的诗人，若没有相应的诗才，是无法使洋诗中化，恰到好处的。”朱生豪热爱诗歌，古体诗和新诗创作方面均显示了他的诗才，在传统文化方面同样有很深功底。婚后他在宋清如娘家居住期间，见到不少唐、宋、清名家的词集、词选、词综、词律等书，朱生豪就与宋清如在饭后茶余或译写的间隙，一起系统翻阅浏览这些词书，将自己喜爱的“唐宋名家词”选辑起来，特意将岳飞的《满江红》这样脍炙人口的词也列入其中，由宋清如仔细抄录，展现了朱生豪对词的源流、发展和衍变颇为独到的眼光和见解。

    在朱生豪故居门口“诗侣莎魂”雕塑的底座上，刻着朱生豪致宋清如一封未寄出信里的这样两句话：“要是我们两人一同在雨声里做梦，那境界是如何不同，或者一同在雨声里失眠，那也是何等有味。”这一对伴侣的灵魂是永远在一起的。宋清如是朱生豪最坚定的支持者同道者，很幸运的是，朱生豪完成译作的大部分时间都有宋清如参与意见，交世界书局出版时，宋清如认真校对，精益求精，她还以自己精湛的中英文学养，补译了朱生豪没有译完的莎剧，毕生致力于光大朱生豪的爱国精神。1954年，朱生豪所译《莎士比亚戏剧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出版社寄来了相当于2万元的稿费。这一大笔稿费宋清如曾经两次退还，出版社坚持支付。宋清如接受后，捐了5000元给嘉兴市委宣传部，用于建设有线广播网，捐了1000元给朱生豪的母校秀州中学，另外买了1.2万元的经济建设公债支援国家。一篇题为《宋清如买公债的故事》的报道在《人民日报》刊登后，抗美援朝前线的志愿军战士写信给宋清如，向她的爱国行为致敬。一位叫赵风岐的志愿军给朱生豪的儿子朱尚刚寄来抗美援朝纪念章，还有一位志愿军给宋清如寄来了朝鲜三级国旗勋章。

    社会上多年流行着一种说法，说朱生豪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翻译了莎士比亚，二是最会写情书。首创这个说法的人有意无意曲解了朱生豪。我们在朱生豪故居，既能看到他那些饱蘸生命激情的珍贵翻译手稿，看到他给宋清如的情书真迹，更能看到发表过大量朱生豪洋溢爱国主义热情文字的珍稀报刊，一件件实物昭示着：朱生豪首先是伟大的爱国者，他以一己之力为民族解放奔走呼号，将自己的翻译事业与为民族争光联系在一起，他深知民族大义，作为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一贯关心国家人民命运，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鲜明反对“攘外必先安内”和任何形式的苟且偷生。他虽然只是文弱书生，出现在侵略者面前时，却是一个“金刚怒目”的文化战士。他主张：“如果人人知道他的国家的不可爱，而努力使她变得可爱起来，那么这国家才有希望。”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使他融入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过去他对屈原的忠诚和陶渊明的超然都十分喜爱，而在国家危亡时刻，则否定了陶渊明在社会矛盾面前的明哲保身，热情肯定屈原置自身荣辱祸福于不顾的精神，表明“屈原是，陶潜否，思欲叩，天阁诉”的鲜明态度，为抗战事业呐喊助威。在日伪势力笼罩的上海“孤岛”，在随时都有被绑架暗杀的恐怖中，他以笔作为武器，与日伪法西斯进行短兵相接的斗争，以一千多篇旗帜鲜明的时政短论，痛斥侵略者和汉奸走狗，鼓励民众团结抗战，争取最后胜利。

    朱生豪一直秉承的文艺观，更是其品格和境界的体现。读读他早年发表在《青年周报》《秀州钟》等报刊上的文学评论文章，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他主张文学作用于人生的现实主义，反对无病呻吟。如在《论读书》一文中他说：“中国的诗人中间再没有比杜甫更亲切有味的了，尤其是对于我们这种身受乱离的人。如果文学是时代的反映，那么现时代是比杜甫的时代更伟大百倍的时代，照理应该有比杜甫更伟大百倍的诗人出来传达出不单是他个人，同时也是整个民族的呼声，这样的人也许会有，我们是在盼望着。”在1938年8月出版的进步文艺期刊《红茶》第5期上，他一下子就发表6首诗词，酣畅淋漓地表达自己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侵略者的愤慨，为抗战文学留下了一笔珍贵遗产。今年适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乘着微微的细雨，我置身于嘉兴南湖的梅湾，回顾朱生豪文化抗战的业绩，再次为中国知识分子博大胸襟所深深触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