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上有了“汉味”

    □ 田中全

    早在兰州大学求学时，武汉这个城市之名，于我已是如雷贯耳。我知道她曾经是抗日战争时的临时首都，于1954年又战胜了特大洪水。当我毕业被分配到湖北人民出版社时，我的心是欢喜的。

    1956年12月6日我抵达武汉，没两年，我就适应了这里的气候，也渐渐懂了点武汉人的脾性。

    武汉人特别讲“礼行”，请他们帮忙，一定要讲礼貌，先来一套敬语：“您家，请……”我懂了武汉人后，和他们交往，就未遇到令我难堪的事。我虽然不说“您家”，但总用敬称，或曰先生，或呼老板。比如在市区，忽遇阵雨，而又无伞，我会马上找到一家小杂货店的遮阳篷下站立避雨，并礼貌地对老板表示歉意：“老板，我只是在这里避下雨，一会儿就走，不影响你做生意吧？”谁知那老板说：“进来坐吧。”我喜出望外，道声“谢谢”，便坐在他递来的一把小竹椅上，和他聊起了家常。他听出了我的四川口音，便说：“你们四川人好。听先辈人讲，许多湖北人在抗战中跑到四川避难，四川人都很同情，让出多余的房间给我们住，绝口不提房租么事的……”

    再说一件我和武汉人打交道的趣事。那是搬进武昌天源城小区，女婿为我们买的新房。大的家具都置办好了，就是还要添置一些小件用品，我和妻子去余家头家具一条街买。本着货比三家的规矩，来回比较，看中了一个中年妇女所卖的小茶几，钢化玻璃圆面板，支架全为进口藤皮包裹，做工精致。我和妻子去了她的小摊两三次，当我们走到小茶几前，向女店主打招呼时，她却不耐烦了：“一个百多块钱的东西，看来看去好几回了，烦不烦？”我知道和这种女人是不能抬杠的，便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说：“你有钱唦！我们穷唦！”出乎我的意料，她叫道：“哥哥，莫这样说唦！我只是做小本生意的。”我还不依，继续说：“你还占我便宜。看样子你最多四十岁，我马上就七十了，你竟然叫我哥哥。”她一点也不恼，竟然和我拉起了家常，说她家有几个姐姐，一个大哥，她是老幺。她的大哥年纪和我差不多。于是口角化于无形。我照她定的价格，买走了那个小茶几。

    武汉市民有淳朴的古风。20世纪80年代，酷暑时节，武汉人吃晚饭时，先在自家房前街面上，泼上几大桶水，驱散一些热气，然后摆上两三张竹床，拿出皮蛋拌豆腐或切开的咸鸭蛋、凉拌毛豆、绿豆粥，放在一张竹床上，一家老小围坐就餐，其乐融融，一副很享受的样子。吃完后，麻利地把碗筷一收，把竹床整干净。老人耐热，与街坊聊聊天，便带着小孩回房睡去。留下几个中青年男女，各自睡一张竹床。满街密密麻麻的床，不久大家就都睡熟了。一夜相安无事，反正我是没有听到过什么“揩油”之类的丑闻。

    因为工作关系，我几乎跑遍了小半个湖北近三十个县市，对湖北比四川家乡还要熟悉。湖北的江汉平原，远比称为天府的川西平原要大，其物产之丰饶也不逊色。且盛产芝麻、棉花，这在我的家乡是稀有的。记得岳母回川，总要带上几斤小麻油（川人称为香油）。还记得有一次我随副总编吕庆庚先生到江陵，他请我吃了一回名店现做的八宝粥，十分香糯可口。我们下乡访贫问苦，但当地干部说，现今这里没有多少贫困户了。有个别孤寡老人，则列入“五保户”。大队妇女主任把我们带到一个五保户家，是一个60多岁的老大娘。她听我们是省里来的干部，十分高兴。她说自己衣食无忧，还指着身边的大黄狗说，还有这个宝贝，三五天就去远处茅草丛中，给我叼回一只野兔，我每天都有肉吃呢。

    公安县也是相对地广人稀，我为帮助一个作者商讨改稿事宜，曾在他家住了一天，那是公安县城远郊，是一大片丘陵地区，家家居住差不多都一样：门口一个水塘，大门后有一个院子，然后是宽敞的住房好几间。屋后是一片松林，大约有几十棵之多。作者岳母为我们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主菜是两道：红烧鳝鱼、红烧甲鱼，都是野生的，是我来湖北后从未吃过的美味。晚上睡得很香。早上被屋后松林中的鸟儿的啁啾声叫醒，十分惬意。

    我慢慢爱上武汉人、湖北人，爱上湖北这个地方了。并渐渐喜欢上了鄂菜，特别是早点，如热干面、面窝、糯米包油条、豆皮、糊汤米酒……

    湖北还是个体育强省，如象棋、羽毛球、跳水、体操、网球等，都出了拿过冠军的名人，如李义庭、柳大华、汪洋、洪智、田秉义、吉星鹏、韩爱萍、周继红、伏明霞、李小双等。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过，“楚地多才，又能优容四方俊彦”，这样的例子很多，就拿我接触较多的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而论，其中的知名教授，就有不少是湖南人、安徽人、广东人、江西人。大名就不一一列举了。

    另外，我还发现，武汉人的火暴脾气也渐渐变了。不仅是与时俱进的老武汉人，更多的是新武汉人，因为有较高的文化素质，举止文明，语气温和，而且乐于帮助年迈体弱者。关于新武汉人的乐于帮助长者，我有亲身体会，受到他们帮助的情况很多，兹举三例。大约2006年左右，我乘公交车回天源城，在车家岭站下车时，遇到大雨，因未带伞，一年轻女士见状，便用伞遮住我同行，问知我住在天源城后，便坚持把我送到所住门栋前，才离去。连声道谢后，我并没有马上开门进去，而是看着她的背影，直到她从天源城的小道出去，我才知道她并不同住天源城，而是弯道送我，怕我这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淋雨生病。2024年，我89岁，办事中，要下一个坎子上天桥，但无可抓扶之处，正为难时，一中年男子路过，便停下脚步，说：老人家，我来扶你。说罢便伸出右手，让我紧握，安全地下了坎子。前几天，我从外面办事回家，因所携东西较多，十多分钟戴不上口罩，后面的一个女士见状，便拿过我的口罩，帮我把口罩戴妥，并把侧门打开，侧身让我先进上电梯的过道。

    想到这些，我的心暖暖的。我早已完全融入荆楚大地，融入武汉人群，并且身上也有了些“汉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