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抗战家族”

    □ 万炳乾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我的家乡河南省最北部的南乐县，因其地处豫、鲁、冀三省交界，成为“三不管”地带。敌人在此防守相对薄弱，这片土地也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区域。当时，在统一战线、国共合作的背景下，由国民党、共产党和开明绅士共同组成了抗日政府。我党依托抗日救国会公开开展工作，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参军支前，掩护干部交通，还不断寻找敌人薄弱环节予以打击，在这片热土上书写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抗日篇章。

    我的父亲张悦斋（原名万兴周），出身于南乐县元村镇的一个大家庭，家族中有多人在抗日战争时期加入共产党；母亲魏瑞珍，来自县城城关镇，一家人也都积极投身抗日活动。在党的抗日救国政策感召下，父母双双投身革命洪流。

    父亲从元村党支部书记起步，先后担任县六区区委委员、区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部长等职务；母亲巾帼也不让须眉，1938年，年仅17岁的她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县二区区委员、区立抗日联合会主任，一路成长为县抗日联合会主任。从此将青春和生命都奉献给了革命事业。

    1940年中秋，身为区委委员的父亲正在家乡宣传抗日工作。然而，危险悄然而至，他与另一位同志在一户村民家中被敌人包围。为突出重围，两人先后行动，不幸的是，先行突围的同志壮烈牺牲，父亲也不幸被捕。所幸敌人并未发现他共产党员的身份，在元村镇开明绅士和商会的联名保释下，父亲得以脱险。获释后，父亲第一时间向组织汇报情况，并经组织批准改名为张悦斋，随后前往其他区担任区委书记。

    1942年4月3日，日寇发动了臭名昭著的“四三大扫荡”。日寇第一混成旅团约三四千人，纠集数千伪军，气势汹汹地扑向我们的根据地。当时，边区党政机关、军区后方工厂、学校、医院等重要机构均驻扎于此，人员物资高度集中，成为敌人的“眼中钉”。日伪军从四面八方合围而来，妄图一举摧毁根据地。

    时任二区区委书记的父亲，在扫荡前两天通过敌工部获取了重要情报。他立即向县委汇报，并迅速召开全区党员干部大会，部署反“扫荡”任务，强调要不惜一切代价确保领导机关和后方工厂人员的安全。

    在那场激烈的战斗中，抗日政府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父亲得知消息后心急如焚，立即派人四处打听情况。原来，县政府被冲散后，干部们各自为战、分散突围。县长刘镜西在被围时，果断将文件档案就地掩埋，干部们分散到群众家中隐蔽。父亲立即组织区委干部和民兵全力营救。关键时刻，党支部抓住一户人家办丧事的机会，让刘县长穿上孝衣，混入送葬队伍，最终成功从侯庄突围。这场生死救援，生动展现了根据地军民同仇敌忾的坚定意志，以及干部与群众之间血浓于水的深厚情谊。多年后，父亲与老战友相聚时，每当谈起这段往事，总会流露出对家乡人民深深的怀念，不住地称赞人民群众的大智大勇和高尚的政治觉悟。

    母亲同样在抗战岁月里历经多次生死考验。曾有一次，三区区委书记刘兴芝召集紧急会议部署工作，会议持续到深夜。连日奔波与高强度的工作，让刘书记疲惫不堪，警惕性也有所下降。散会后，作为区委委员，母亲凭借着长期战斗积累的敏锐直觉，决定连夜转移。夜色如墨，她摸黑踏上转移之路，小心翼翼地避开可能的危险。母亲这次凭借着机敏果断，躲过了敌人的抓捕，得以脱险。

    还有两次被围的经历，至今想来仍令人心惊。日本鬼子得到情报，知晓村里藏有姓魏的抗日干部，便将村子团团围住，大声叫嚣着要村民交出人来。面对敌人的威逼，乡亲们没有丝毫退缩。第一次被围时，几个大娘将母亲拉进自家昏暗的地窖，用柴草、农具严严实实地遮掩住入口，敌人在村里翻箱倒柜、大声呵斥，始终未能发现母亲的踪迹。另一次被围，敌人来势更凶，挨家挨户仔细搜查。紧要关头，一位大爷灵机一动，让母亲穿上破旧的农妇衣裳，躺在土炕上佯装重病。敌人闯进屋时，大爷和邻居们七嘴八舌地“哭诉”着家中病人的惨状，敌人信以为真，骂骂咧咧地离开了。母亲就这样在群众用生命守护的温情中，两次化险为夷。

    后来，敌人采用“梳篦政策”，如同梳子梳头般沿着交通壕步步进逼，妄图将人们集中起来甄别抓捕。母亲凭借对家乡地形的熟悉，迅速掩埋好重要文件，瞅准时机顺着壕沟拼命奔跑，最终成功跳出封锁线，重获新生。

    在东葛村，母亲还参与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拔除敌人炮楼行动。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中，母亲与闫凤珍、李静珍三位女同志凭借出色表现和英勇斗争，被边区军民亲切地称为“抗日三珍”。闫凤珍和母亲都是“解放脚”，虽历经缠足又挣脱束缚，但在战斗中迸发出超乎常人的坚韧；李静珍虽为小脚，却有着不输男儿的果敢与智慧。当东葛村的敌人炮楼成为威胁周边百姓和抗日力量的“毒瘤”时，三位女杰主动请缨，深入虎穴。她们提前配合侦察兵摸清炮楼布防，发动群众传递情报。行动当晚，借着夜色掩护，“抗日三珍”带领队伍如利剑般直插敌人心脏。激烈的拼杀声中，她们毫不畏惧，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最终成功拔除炮楼，沉重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也为周边地区的抗日斗争打开了新局面。

    在漫长的抗战岁月里，“抗日三珍”始终并肩作战。她们一起走街串巷宣传抗日思想，动员群众加入抗日队伍；在危险四伏的环境中，巧妙伪装传递关键情报；面对敌人的扫荡，相互扶持、顽强抗争，守护着根据地的安全。

    新中国成立后，“抗日三珍”带着往昔的战斗精神奔赴新的工作岗位。母亲、闫凤珍和李静珍分别在北京、武汉和贵阳，凭借出色的工作能力与坚定的信念，继续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

    家族中还有其他感人至深的抗战故事。姥姥曾带着我小姨魏瑞峰化装成乞丐前往支部书记家送信，当她们赶到村子时，却看到了令人痛心疾首的一幕——支部书记不幸遇害，头颅被敌人残忍割下并悬挂示众。就在前几天，她还见支部书记与姐姐、姐夫一同开会商讨抗日事宜。这惨绝人寰的景象，让小姨眼中燃起仇恨的怒火，也更加坚定了她投身抗日的决心。从此，仅10岁的小姨便成为一名送情报、站岗放哨的小交通员。直至1948年，小姨被送往军政干校学习，1950年毕业后分配到海军“重庆号”工作。

    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1957年父母举家迁往武汉工作，直至离休。

    这些发生在父母及家人身上的故事，不过是抗日战争宏大历史画卷中的几个片段，却足以让我们感受到当年斗争的残酷与惨烈。在那漫长的抗战岁月里，无数中华儿女在枪林弹雨中前赴后继，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顽强抗争。最终，我们赢得了胜利。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为了这场胜利，几千万抗日军民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名字或许已消散在历史的长河中，但他们用热血和生命铸就的精神丰碑，将永远矗立在中华大地上，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奋勇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