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念老胡

    □ 蒋子龙

    1965年春，我从部队复员。按当时的规定，“从哪儿当兵的还回哪儿”，我应该还是回到天津重型机器厂。可我不想回原厂，也不想回天津。当时的心理很微妙，其实是很单纯，也可以说是幼稚。从理想化的角度说，我是技术兵，海军制图员，身怀一技之长，见过海洋了，还想游遍祖国的大山。于是一厢情愿地想到新疆天山勘测大队，以我绘制海图的技术画勘测图，就是小菜一碟。而且是主动支援边疆，想当然地以为自己会受到新疆勘测大队的欢迎。

    从现实的立场出发，不想回原厂是有点“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意思。与我同时进厂的同学，有的当了科长、车间领导，一般的也都分了房子，结婚有了孩子。我回到工厂一切要从头来，按当时工厂里对复员军人的统一称呼就是“傻大兵”一个。我选择“西征”，就是想用自己所长，避自己所短。于是带着复员证和190元复员费，没有回天津军人安置办公室报到，直接买了去兰州的火车票。想在兰州停一下，到《甘肃文艺》编辑部看望发表我第一篇小说的编辑，然后转车去乌鲁木齐。

    在兰州站下车后天未亮，由于在火车上是硬座，加上对未来的憧憬和不安，我几乎一天一夜没睡。下车后在候车室找了无人的长凳子躺下，只想歇一会，等到天亮上班后再去编辑部。不想脑袋一沾挎包竟睡着了。直到有人脱我的鞋才惊醒，猛起身，发现一只军用胶鞋已被脱掉，另一只刚被脱了一半儿。在我起身想抓小偷的时候，另一个站在我后边的人抢走我头枕着的挎包就跑，里面有我的全部证件和复员费，我只好先追回挎包……

    光着一只脚，另一只脚上鞋带也松开了，怎么追得上熟门熟路合伙作案的小偷？追出候车室，小偷已无影无踪，蓦地蒙了。身无分文，所有证件和钱都在挎包里，这可如何是好？

    此时天已大亮，身着海军军装，站在车站广场上真成了一个“傻大兵”。当缓过神来，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去找警察求助。当时地面很凉，我一只脚踮着脚尖走出广场，在一个十字路口看到一位老警察，他见我直冲他而来，未等我开口先问了一句：“被偷了？”我只有苦笑，向他打听当地“荣复转退军人安置办公室”的地址。

    他摇摇头：“你这兵是怎么当的，连鞋都被偷走一只！身上还有钱吗？”我也摇摇头。他说，跟我来吧。我心里庆幸找警察找对了。他把我领到车站附近拐弯处的一个公交站，等公交车来了，把我交给了售票员，并嘱咐售票员说，这位海军被偷了，身上没钱，到什么什么站，让他下车，你指给他什么什么路，军人安置站在哪条路上，门口有大牌子。

    我站在一旁，脸上挂火。但兰州人真好，我也真给海军丢人。我按照售票员的指引，下车后找到了甘肃省军人安置办，接待我的人高身量，背微驼，50岁上下，谦和淳厚，先询问了我的姓名和部队番号，在一个本子上做了记录。然后问我为什么来到兰州？我一五一十讲了自己的向往和遭遇。他一脸平静，用一副温和的见怪不怪的口吻说，你这兵算是白当了，组织纪律性呢？你就是想去新疆也得先回天津报到，然后向组织提出申请……说完他拿着记录本，到另一个房间给我所在的部队打电话，核实我的情况。

    等他再出来，一只手里提着一双半旧的球鞋，一只手里提着当时流行的黑色人造革的挎包，先将鞋放到我脚下说，42号，穿上试试，合不合脚？我猜是他的鞋，我穿上略紧一点，总比光着一只脚强。我试鞋的工夫，他从黑挎包掏出两个馒头，倒了两茶缸子热水，桌子上有半罐现成的辣酱，他把一个馒头掰开，㧟了一勺辣酱夹上递给我，顺便问道：还没吃早饭吧？随手将一缸子热水推到我眼前：一个馍够吗？说着又将另一个馍放到我面前。

    我赶紧说够了、够了，把另一个馍还给他，那应该是他自带的中午饭。他一边催促我吃他给抹了辣酱的馍，一边告诉我他的安排：11点多有到北京的火车，吃完馍歇一会儿我送你去车站，你什么都不用管，到北京后海司会有人去接你，后边该怎么办听你部队的……我请教他的大名，他说姓胡，“叫我老胡就行”。

    正是春季退役高峰，荣复转退军人的安置工作还很忙，老胡刚安顿好我，就被同事叫走了，他似乎是这个安置办的负责人。过了很长时间，或许是我当时的处境让我感到时间格外漫长，老胡才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端起桌上的大茶缸子，咕咚咕咚喝了半缸子早已凉了的开水，然后就喊上我出门了。他打开门口旁边的自行车锁，骑上车，我坐在他自行车的后架上。他骑得很稳，腿劲很大，我竟然有心情开始注意兰州大街上的景致。

    到了兰州站，老胡存好自行车，领我直接进了“值班站长室”，向站长介绍了我的情况。站长听后带着笑意打量着我，满口应允会把我安全送到北京。老胡临走时没发一言，只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则留在站长室，回答了站长的一些问题，他也向我解释，火车站里小偷并非本地人，大多是外地人流窜作案，是三年度荒留下的后遗症。站长说，看来一早一晚在乘客最麻痹的时候还得加强治理。

    我相信站长的话，自从我被偷后，接触的兰州人都太好了。我在站长室没坐多久，站长就把我送上火车，向列车长又讲了一遍我的故事，然后跟我告别下车。列车长将我领到硬卧车厢，还给了我一个上铺。列车长想必也把我这个傻大兵的笑话讲给了硬卧车厢的列车员，每到吃饭的时间列车员就喊我到餐车用餐。

    第二天下午，列车到达北京站，海司一位上尉在出站口接到我，为我补发了复员的证件，并替我买好了回天津的车票。嘱咐我一下车先去天津军人安置办公室，“海司已经和天津通了电话，他们在等你，你不能再乱跑了！”我初衷想支援边疆，却闹了个“乱跑”的笑话。回天津安置办报到，安置办的人说，你们冯厂长有令，从天重走的人一律回天重。我的“西征”宣告失败，还是回到了原来的工厂。

    我心里一直想着老胡，后来有机会去兰州，凭记忆竟然没有找到原来的军人安置办公室，由于不知道他的名字，也无法查询，只能在心里感念这位大好人。

    ————————

    蒋子龙：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六、七届副主席，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席。代表作品有《蛇神》《人气》《乔厂长上任记》等，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