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斗》记述一段文化抗战史

    这是一部惊心动魄的文化抗战史。作者从书籍史的角度切入抗日战争，重现一介书生郑振铎在1937年至1945年留守上海的日常生活，讲述他如何为国家抢救珍本古籍，机智躲避明枪暗箭，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坚守在文化抗战的第一线。

    作者历时十五年深入日本各藏书机构，挖掘众多日方视角的新文献，钩沉郑振铎及“文献保存同志会”诸同仁与敌争夺典籍珍笈的危险处境和复杂局面。为国家赓续文脉，于乱世显证情怀。本书既是一个人的抗战史，也是一幅书生报国的文化群像。

    ■ 在战火中为国家搜求古籍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时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郑振铎面临着抉择：走，还是不走？他任教的暨南大学依然坚持在上海办学，而且他的家里上有老祖母、下有刚刚出生的小儿子，全家十口人一起撤退不太现实。他决定不躲、不逃、不撤退，留居上海，等待天亮。

    1938年春，巴金在回答一位身处沦陷区的小读者来信时说：“这里还有一两百万中国的儿女，土地失掉了，但人民还生存着。他们仍还是不折不扣的中国人，他们并没有在敌人势力下低头的心思。但种种的关系使他们不能够离开这个地方。他们自己是没有过错的。”

    在郑振铎的公开文字和日记中，我们也能看到，他甚至有一种赎罪的焦虑感。许多已经迁往内地的朋友都曾责怪过郑振铎：为什么不到内地去？面对日军的文化暴行，郑振铎意识到自己应该有所作为，他为自己选择的报国途径是“收异书于兵荒马乱之世，守文献于秦火鲁壁之际”。当时上海各大图书馆成为敌军炮火摧残之目标，各著名大学及文化机关尽遭破坏，大学图书馆损失更多，公家劫余残书，散落于市面上。此外，沦陷区的故家旧族藏书也在源源不断流入上海，如果国家不能及时收购，必将流出国门，最终酿成“史在他邦，文归海外”的奇耻大辱。

    他坚持不接受大后方发来的车马费，说：“负责收书，纯是尽国民应尽之任务之一，决不能以微劳自诩，更不能支取会中分文，以重罪愆。”

    “从劫灰里救全了它，从敌人手里夺下了它！”为了抢救和保全古籍，郑振铎主动过着艰苦的生活，甚至拿身家性命冒险。

    在全民抗战的生死关头，这样一位五四宿将不去启蒙民众投身抗日，而是转身去抢救旧书“古董”，朋友们纷纷表示不能理解。听闻郑振铎斥巨资为国家购下稀世孤本《古今杂剧》，连他最好的朋友叶圣陶都认为“现在只要看到难民之流离颠沛，战地之伤残破坏，则那些古董实在毫无出钱保存之理由”。

    巴金甚至说：“敌人的枪刺越来越近了，我认为不能抱着古书保护自己，即使是稀世瑰宝，在必要的时候也不惜让它与敌人同归于尽。”然而，郑振铎却站在更深远的人类文明长河中拼命打捞着这些古籍文物，他并不赞同那种抱着先人之宝与敌人“玉石俱焚”的做法。他认为，沦丧的国土可以收复，文物古籍散佚了就不可复得，毁灭了就是完全消失，无从弥补。他在抗战胜利后撰文重申这一观点：

    “抗战的十四五个年头以来，国家和国民的损失，简直难以数字来估计。其中，尤以文物的损失为最不可补偿。珍宝、房屋、工厂，以及其他种种物资毁光了，都可以有办法叫敌人赔偿，房屋可以建筑得更新式、更合理；工厂可以设备得更现代化、更大，更有效力。但文物一被毁失，便如人死不可复生一样，永远永远地不会再有原物出现，而那原物在文化上、在艺术上、在学术上却是那么重要，不仅是中国先民们的最崇高的成就，也是整个人类的光荣与喜悦所寄托。它们的失去，绝对不能以金钱来估值，也绝对不能以金钱来赔偿。”

    巴金晚年说：“我批评他‘抢救’古书，批评他保存国宝，我当时并不理解他， 直到后来我看见他保存下来的一本本珍贵图书，我听见关于他过着类似小商人生活，在最艰难、最黑暗的日子里，用种种办法保存善本图书的故事，我才了解他那番苦心。”

    ■ 与敌人赛跑，打通“孤岛书路”

    身处漫长的历史暗夜，“时时刻刻都有危险，时时刻刻都在恐怖中，时时刻刻都在敌人的魔手的巨影里生活着”，郑振铎说，“然而我不能走”。他默默承受着朋友们不理解的埋怨，始终以保存文物为己任，“抗战中为国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椠一万五千余种”。

    仅1939年底至1941年秋，郑振铎和“文献保存同志会”同仁们就抢救了近6万册古籍。他自己也倾尽财力购藏，经他手抢救的书籍总数估计达十几万册。

    抢救之后，最大的难题是如何将最珍贵的3万册善本安全运出被海陆封锁的上海“孤岛”。他们规划的路线是先运香港，再船经马六甲海峡到仰光，再经陆路滇缅公路辗转至重庆。第一关——上海到香港——就极其凶险。他们将古籍善本精心伪装成普通邮包，混入书店每日发往外地的上千个包裹中。在两个半月内，2700多个这样的“邮包”瞒过了日本特务的耳目，顺利抵达香港！这段历史令人热血沸腾，是普通人与书生共同打通的“孤岛书路”。

    然而，运抵香港后再生波折。1941年10月，为将书籍转运至美国暂存，需要在每本书上加盖中央图书馆的印章。耗时两个多月才完成盖章，结果耽误了船期，12月25日，香港沦陷，这批书落入日军之手，被劫运到了日本东京。所幸，郑先生此前应中央图书馆要求，手写了一份极其详尽的善本目录。正是这份目录，使中国代表团在1946年初得以在日本东京的帝国图书馆按图索骥，成功追索回全部书籍。

    留在上海的另外3万册古籍，则由郑先生和几位朋友设法藏匿于佛教“法宝馆”和两处民房，躲过敌人审查，安然保存至抗战胜利。

    1945年抗战胜利，郑先生在《求书日录》中写下一句话：“我在躲藏里所做的事，也许要比公开的更多更重要。”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