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内卷”机制

    □ 刘洪波

    让我们想象人类刚刚从自然界“上岸”的时期。那真是“人之异于禽兽者几稀”，为了肚子，要与禽兽争食，还要与禽兽相互为食。那时的人一定以能围猎、能格斗为上等。当然还要跑得快，跑得久，否则追逐中吃亏，逃跑时丢命。

    进入农业时代，人就安逸多了。劳动变得频密，但好处是开始进行生产。再不需要与动物争抢食物，而是从耕种中获得给养；再不需要依靠与猛兽格斗来获取蛋白质，而是驯化了家畜，需要时宰杀。天人合一，忙时抢收抢种，闲时歇息过冬。

    工业时代，人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突出的体现就是不靠奔跑和搏斗、减轻了对天时地利的依赖。机器一转就可以生产出足够的东西，人工制品越来越多。世界市场平衡了丰歉，也交换有无。各种事情都是专业化，效率提高。时间不浪费，24小时都被利用，夜里也做生意。就连鸡都用灯光照着，开开关关让它们过一天像过了几天，骗它们多下蛋；牛也听音乐，让它们多产奶。

    但这也开启了一个新的模式，就是实质上取消了时间的闲歇用途，正当生活状态里没有了闲的位置。《魔鬼词典》里说“和平——介于两场战争时期的间歇，是相互欺骗的时期”，这个定义是否准确不好说，但闲暇成为忙碌的储能阶段或预备阶段，则是没有疑义。时间不用于生产财富或服务于生产财富，都被当成荒废，属于不正当、不道德的行为了。

    狩猎时代，人类与野兽的拼搏中经历了漫长的忧心忡忡、朝不保夕的日子，那是因为没什么依靠。工业化成熟以后，就生产能力而言，人类可谓进入了丰裕阶段，但忧心忡忡、朝不保夕的感觉得到了强化，这是用社会机制维持的一种感觉，据说只有这样，才能使人向内使劲，挖潜进取。

    总体来看，工业化成熟以来，人类发展了一种“内卷”的机制，用平等观念把所有人等同起来，用“标准劳动力”衡量每个生产者，用相争的焦虑把所有人激发起来。但竭尽所能后，仍然有成与不成，就像所有人都补习了，仍然有的在高分线，有的在低分线。于是人们就用“机遇”来解释成败。

    举一个例。我们常听说没有抓住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机遇，挨打了；没有抓住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差距拉大了；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小康了；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到来，一定要抓住。

    第一次工业革命，洋务运动到底败在抓机遇，还是败在错认了机遇呢？当时中国存在各方面问题，使工业革命很难成功，那算机遇没赶上，不是没抓住吧。第二次，中国在此期间建立起了完整的工业体系，怎么算是没抓住，又怎么算是差距拉大？就算差距拉大，到底是自我封闭、放弃机遇造成，还是被封锁、被隔离造成？

    社会和历史认知一旦只讲机遇，就离历史辩证法很远。它认为机遇或机运才是关键，历史规律没什么作用，最重要的也不是方向、方法和坚持。历史规律才是长程显现，是稳定的作用、决定性力量，而机遇都可以换算成时机，机遇不是恒定存在，只是短时间的闪现。

    片面的机遇观为“巧合”“运气”等观念留下了后门，为机会主义行为提供底气。机遇“稍纵即逝”，间不容发，把握机遇就是把握时机，抢到就是得到，务须“先人一步，快人一拍”，这里没有等待的余地。因而形成一种奇妙的“不等人原则”：时间不等人，机遇不等人，事情不等人，人也不等人。高不等低，先不等后，末位的就淘汰。团队不是“一个也不落下”，而是谁在最后谁出局。

    任何同类项之间，基本关系被确认为竞争，而不是互助。人与人、单位与单位、地方与地方，都是这样，只有教育小孩子才说一下孔融让梨。竞争之争，抢抓之抢，使争抢成了关系的常态，对手成了相互的定位。

    社会的时间节奏被技术的时间尺度重塑，进而重塑了人性和社会关系，“过了这村没有这店”，快阅读、快生活、快时尚、快闪、速配、闪离……人们都在急匆匆行进，再没有想清楚再行动，再没有悠然见南山，再没有尾生抱柱。决定比脑子快，动作比决定快，没有谁会等待什么、等不及品味什么，而这被认为是在追求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