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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 2026年02月24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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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典案件寻找法律深层逻辑

    《正义的褶皱》

    桑本谦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 桑本谦

    通过对过去二十年间备受社会关注的十个经典案例的深度分析,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教授桑本谦的著作《正义的褶皱:热点案件的法理重构》,呈现了以经济学逻辑和数学思维重塑法学概念和法律教义的可能性。该书既为法律人处理疑难案件提供了全新的分析路径,也为普通读者开启了理解法律深层逻辑的全新视角。

    阅读此书,首先是一次记忆的唤醒。它带我们重回那些引发全民辩论的舆论现场,但目的绝非简单的怀旧。作者像一位高明的解剖师,引领我们用一种全新的、更具解释力的“工具”来剖析这些我们自以为熟悉的案件。

    例如,在轰动一时的“许霆案”中,公众普遍对一审无期徒刑的判决感到量刑过重,朴素情感认为银行有过错在先。桑本谦教授的分析没有停留在“同情”或“严惩”的道德层面,而是深入法律经济学领域,探讨了“期待可能性”“犯罪成本与预防成本”以及“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的边际效益”等专业概念。他通过精密分析,从而在法理层面论证了为何二审改判五年有期徒刑在制度上是更优选择。这让我们看到,法律的“公正”背后,有一套复杂的逻辑。

    通过对“江歌案”中的安全保障义务边界、“于欢案”中的防卫限度与伦理困境、“快播案”中的技术中立与平台责任等十个案件的逐一重构,桑本谦教授向我们生动展示了:法律的真相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它充满褶皱。每一层“褶皱”里,都折叠着个体权利与社会福利、法律规范与技术现实、道德情感与制度理性之间艰难而精细的平衡。

    因此,《正义的褶皱》远不止是一本案例回顾录。读完此书,我们或许不会再轻易地对一个热点案件做出非黑即白的道德审判,但会成为一个更清醒、更理性的现代社会的观察者与参与者。在此选摘书中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 “江湖传言桑本谦分析案件只有两招”

    如今,有多少年轻的法律人还记得“许霆案”“梁丽案”“彭宇案”“于欢案”“江歌案”“邱兴华案”“王斌余案”“快播案”“复旦投毒案”?这些案件都曾牵动人心,引爆舆论,甚至被称为“教科书式的案件”,但它们正在被遗忘,最后并没有进入教科书。互联网有记忆,也埋葬记忆。仅凭每年给大一新生上课的印象,我就能为这些轰动案件绘制一些遗忘曲线图。当然,我还是会讲述它们,因为实在找不到更好的替代。

    网络遴选热点案件不是随机的,但遴选的标准却是未知的。倘若没有法律人的持续关注,热点案件的生命期就不会长久,冷却的热点恰如凋零的树叶,鲜活过后不知所终;除非有某种机缘,能让落叶归根,让短暂的热点凝练为超越时空的经典,才可能焕发长久的生机。本书正是要提供这个机缘,我希望这些案件能成为中国法学研究的经典案例,而不只是在网络上轰动一时,同时也希望这些案件能帮助本书成为个案研究的经典。

    本书延续了我在《法律简史》中的学术追求:拆除知识壁垒,打破学科割据,将分散的议题联结起来,整合进同一理论框架之下,进而揭示法律的深层逻辑。但与《法律简史》不同,彼此独立的案例提供了分析素材,同时也限制了分析的边界,不能为了体系完整而在每个案例上扯得太远。然而,在整理书稿时我却恍然发现,虽然本书的个案研究涉及不同法律领域和不同法律议题,但它们可以相互支持,相互补充,在深层逻辑上居然仍是“铁板一块”。

    这也不奇怪。毕竟同一个作者分析不同案例,只可能是同一种法律思想就不同议题克隆出去的多个分身,就像同一棵树上长出去的枝叶,但叶落归根,万变不离其宗。难怪江湖上早有传言,说桑本谦分析案件只有两招,一招是经济分析,一招是演化分析。说得不错,只是略有夸张,我哪有那么多招数?这两招也可以合而为一。

    ■ 只有组织良好的知识才能产生力量

    为什么认知的深化必然指向联结与整合?这不只是个方法论的问题,而且是涉及如何理解知识和智能的“元认知”问题。

    简单来说,智能就是压缩信息的能力,知识就是压缩了的信息。举个例子,如果一个人已经熟记了上千组勾股数,而另一个人却掌握了勾股定理,那么两人的认知差距就被拉开了。成千上万的勾股数一旦被压缩进一个简洁的公式,一个人就可以用一分钟掌握另一个人一生都学不完的知识。当一个人还在数字泥潭里苦苦挣扎时,另一个人已经能够透过数字表象去洞察空间关系了。这就是认知上的降维打击,不限于学习效率维度,而是可以延伸到思维的深度和格局。

    “简洁是智慧的灵魂。”莎士比亚这句名言在数字时代被赋予了科学化的诠释。知识不见得产生力量,只有组织良好的知识才能产生力量。

    人工智能科学家提出了一个可以告慰莎士比亚的深刻洞见:“智能即压缩。”无论是人脑还是机器,其智能的本质都在于从经验中提炼模式,对世界进行高效编码的能力。人脑依托模式识别与概念抽象,将复杂感知转化为可迁移的认知框架:人工智能则通过数据训练与算法优化,将海量信息压缩为高度概括的模型。无论在哪个领域,认知的突破都是化繁为简以更简约而有力的模型,拓展我们理解世界的深度与广度。

    传统法学的核心范式是一种形态学思维:根据行为特征的表面相似性构建分类体系,依托要件识别技术完成法律适用。这套机制在处理常规案件时尚可游刃有余,但在应对疑难案件时却难免漏洞百出,后者是统计学上的例外,它们会让要件失灵。而传统法学的修补策略却是不断创造新的概念和教义去打补丁,最终导致整个理论体系凌乱不堪,曾经的简洁性优势被挥霍殆尽,莫名其妙的术语,行话和清规戒律倒是层出不穷。理论是一种认知工具,信息论和计算机科学为评价这种认知工具提供了新标准。从信息论的视角,传统法学的知识体系已经陷入“高熵态”;而用计算科学术语描述,则可以说它“不够智能”。衣服破了可以打补丁,但要是补丁太多,就不如干脆换件新衣服了。

    法律人要实现认知升维,必须突破形态学思维的局限,完成理论范式的转变。这是一场思维革命,既可能源自内在的认知动力,也可能来自实践困境的倒逼。当读者穿透书中所分析的这些案件的表象,持续追问而不陷入循环论证时,终将发现看似孤立的问题在你的认知图谱中建立联结,完成整合。

    叶落归根,是因为它们原本别无去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