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动笔墨不读书”

    □ 李昕

    大多数学者对图书的记忆依靠笔记。

    陈寅恪先生读书有个基本的方法，叫作“不动笔墨不读书”。只要读，就一定要记下一点什么，有时就记在书上面。南朝的《高僧传》，陈寅恪在上面的批语和圈圈点点，几乎把整本书的天头地脚都画满了。字很小，有时从这一页转到下一页，批注很长。从字的墨迹来看，这些批语还不是一次写成，前后有补充，有更正，中间还夹杂着藏文、巴利文、梵文等。陈寅恪先生晚年失明以后，有二十几年的时间，照样讲课，照样著书立说，引经据典全不费力，全凭超强记忆，这在学术界堪称奇迹。他是怎样积累学问，从他读《高僧传》的方法可以看出来。

    再说著名历史学家周一良先生，他的学术专长是魏晋南北朝史。他把《世说新语》作为自己的案头书，他读这本书读得很细，读了很多遍，做了很多批注，而且用了三种颜色的笔。20世纪80年代，他在书前扉页上面写了一个题记，解释说书中的批注“朱笔为三十年代读时所写，墨笔为四十年代手记，铅笔则为七十年代重读时所记也”。

    我所了解的文学史专家杨义，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三大卷、150万字，后来被批准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为了写这部书，杨义光是阅读中国现代小说，就读了2000多本，1亿多字，他把在国内各大图书馆能够找到的作品一网打尽了，在这方面，他的阅读量没有人能超过。但是读了必须留下记忆，才算是读过。他为了保存他的阅读记忆，卡片做了5000多张。写书的时候，主要依靠卡片。

    另一个例子是大学问家钱锺书先生，他最重要的学术著作《管锥编》和《谈艺录》，都是以他的读书笔记为基础整理出版的。他年轻时在清华读书，图书馆书架上的书，经常是整栏整架地借阅，一借就是几十本。读完了书要归还，自己需要留下记录，这就是写读书笔记。据杨绛先生回忆，20世纪70年代有一次他们搬家，光是搬钱先生的读书笔记，就用了6条麻袋。有人统计，钱先生的外文笔记从20世纪30年代一直记到90年代，共有211本，内容涉及5000多本外文书，有摘录，有评点，使用了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拉丁语和希腊语等七种外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