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川闸记

□ 祁怀清

汉川市区沿河大道最北端，涵闸河汇入汉江之处，矗立着一栋普通的两层楼房。它面朝涵闸河，背瞰汉江，外观如同一个朴素的火柴盒，初看并无特别。然而，视线落于正立面，便会赫然发现三个繁体镀金大字——“汉川闸”，每个字都接近一米见方，是颜体榜书，以不锈钢焊接而成，气势夺人。细看落款，竟是“李先念题”。

李先念主席极少为人题字，为何在此留下墨宝？这座看似寻常的水闸背后，究竟承载着怎样不寻常的历史记忆？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国民党八十二师部分溃散武装在营长汪步青的笼络下，盘踞在汉阳侏儒山和汉川南河渡一带。1939年，汪步青受汪精卫蛊惑，率部投敌。为争取其反正抗日，1940年春，中共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李先念从汉川县城东北的乌桕口渡过汉江，亲赴汉阳侏儒山汪步青营地劝诫。然汪步青冥顽不化，拒绝反正，反而在日寇扶植下，将部队整编为伪和平救国军第一师，扩充至5000人，为虎作伥，残害百姓，彻底沦为民族罪人。

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决定，将原豫鄂挺进纵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治委员。新四军五师成立后，李先念亲自部署了五师战史上“三打汪步青”的著名战斗。

首战侏儒山是在1941年11月，我军仅出动四个连，利用伪军口令，对驻扎侏儒山的伪第三团团部发起突袭，一枪未发，便将该团团部及特务连、警卫连百余人悉数俘虏，缴获轻重机枪6挺、步枪50余支。

再战南河渡是时隔1个月后，五师十五旅两个团及天汉支队一部从汈汊湖出发，分两路向侏儒山、南河渡发起进攻。四十四团一举攻占侏儒山将军岭，全歼伪机炮营。然而四十三团团长朱立文因未严格执行部署，攻击受挫，且在日寇驰援、归路被断的情况下，不幸与殿后战士壮烈牺牲于索子长河。

时隔半个月后的12月23日，我军再次集合主力进攻。至25日，不仅击溃伪军，更在西流河设伏，将来犯的日寇小队全歼。战斗一直持续至次年2月，在历时四个多月、大小14次战斗中，共击毙击伤日寇200余人，全歼汪步青部（其本人后被活捉），并重创伪二师，俘虏伪军950余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及战略物资。

战事前后，李先念及五师将领多次经乌桕口渡江，勘察敌情，部署兵力。这个名为乌桕口的小小渡口，正是今日汉川闸的前身。它默默见证了新四军运筹帷幄、决胜敌顽的历史时刻。

此役大捷，新四军五师威震武汉，控制了汉阳、汉川的大部分地区和沔阳、天门的部分地区，江汉平原的抗日烽火由此燎原。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在江汉地区群众中迅速扩大，据《汉川县革命老根据地考证实录》记载，从那时起，汉川各乡镇相继建立民主政权，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热潮：

他们征收田赋商捐，为新四军筹集粮饷——曾有伪商会会长奉命用船押运2800块光洋，行至湖心，突被两旁飞驶而来的快船夹击查验，方知抗日政权无处不在；他们组织基干队，炸毁南街日军碉堡，活捉汉奸十余人为民除害；他们深入虎穴策反伪军，一次便拉出13人枪；他们还办起消费合作社、抗日小学，将物资与信念送抵千家万户。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汉川共有3500余人参加新四军，而输送兵员、转运军需的集散地，正是那个名叫乌桕口的渡口。可以说，乌桕口的一木一石，都浸透着汉川人民与新四军五师的鱼水深情。

1949年5月，李先念同志主政湖北。他擘画江汉平原综合治理蓝图，而治理水患的当务之急，便是规划建设一座现代化的排水闸——即后来的汉川闸。

其实，在乌桕口建闸以御水患，是汉川百姓数百年的夙愿。有多少仁人志士为汉川闸的建设殚精竭虑，竞相奔走。

公元977年宋太平兴国二年，因避宋太宗赵匡义讳，改当时的义川县为汉川县。至公元1346年，汉川县治一直位于刘家隔镇的金鼓城。鉴于金鼓城多次毁于战火和洪水，因而再次重建时，决策者们把新的汉川县治选址在东有汉江、南有腰带河（现被填平）、西有仙女山和汈汊湖、北有腾池河（涵闸河的前身）的汉川市现治所在。

新县城建成后，极易遭受水灾，只要汈汊湖涨水，洪水就直接漫到县衙前。住在低洼处的民众苦不堪言，于是士民请命，请求淘深拓宽腾池河。

明隆庆三年，即公元1569年，知县张崇德尊崇民意，将腾池河修整至“深八尺、广八丈有奇”。然而修整的效果并不理想。原因是，“经始之初，工力未敷，上流因湖尾为河，越四年，至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水复大溢，湖尾遂淤为平地，无复河迹，前功尽弃（摘自同治《汉川县志卷七》）”。

到了万历己巳年（公元1629年），本地举人方懋德等人向武昌巡抚梁云龙请求疏浚腾池河淤滞。梁巡抚责令由当时的汉川县令陈林主持，重新进行整治。

腾池河注入汉江的出口就是乌桕口，过去有河口没有闸口，为防汉水倒灌，于公元1876年兴建了乌桕口闸，为一孔拱形砖石砌筑，跨度3.3米，净空3米，是汈汊湖流域渍水排入汉江的主要闸口之一。

乌桕口闸建成后，淤塞成为常态。1896年，邑人田宗汉采取“乘流排壅”“借水制沙”等方法治理泥沙淤塞，可惜十易寒暑，工程难竟。田宗汉怀着“对古楼藏万卷书，乌桕口遗千古恨”的悲愤，含恨终天。疏浚之事也随即终止。

直到新中国成立，这千年夙愿才终于迎来转机。

新中国成立后，为彻底解决汈汊湖流域135万亩耕地的渍涝之苦，李先念同志亲自批准建设汉川闸。1951年10月，工程由长江水利委员会中游工程局设计施工，苏联专家布可夫参与审核。次年11月，国家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副部长李葆华及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亲临视察。1953年6月，这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三孔大闸终于落成。它按汉江最高水位30.5米设计，单孔宽4米，高6米，是新中国成立后湖北省首建的第一座大型排水闸。运行一年后，李先念同志欣然题写闸名，镌于胸墙之上。1999年对汉川闸进行除险加固，原题字被妥善保护，面向涵闸河的不锈钢复制件，便悬挂于新建的汉川市河道堤防管理总段汉川闸管理站办公楼之上。

为了与汉川闸相配套，湖北省人民政府还分别于1952年和1953年底组织蔡甸、汉川和天门10多万民工，将弯曲细长的腾池河裁弯取直，淘深拓宽，改造成焕然一新的涵闸河。

于我而言，这座闸更承载着家族的记忆。

父亲在世时，常讲起他与汉川闸的生死之缘。

我的老家汉川市韩集乡白鹭垸，过去是一个十年九淹的地方。为了养家糊口，除了种几亩薄田，父母每年都要外出好几个月，到汈汊湖、洞庭湖、汉水和长江中捕鱼捞虾。一年冬末，他们结束洞庭湖的捕猎，准备驾船返回汉川过年。大寒节气那天，逆水行舟通过汉川闸时，突遇狂风巨浪，渔船倾覆，父亲被激流卷入冰冷的汉江。纵使父亲的水性再好，怎奈浪大风急，在刺骨的漩涡中也难敌严寒。同行的渔民只得向江中抛出绳索，希望父亲能够抓住那救命的稻草。由于在冰水中挣扎太久，父亲四肢已僵，唯凭一丝求生意志，用牙齿紧紧咬住绳索，方被拖上岸。最后命虽保住，一口好牙却彻底地废掉了……

四十多年前，我还是一名十二三岁的初中生，曾与大我三岁的二哥一起驾船，将家里新收的一万多斤稻谷运送到汉川城区售卖，目的地就是汉川闸口处的涵闸河粮食贸易市场。那时刚刚开始改革开放，我们的新鲜大米被吃腻了供应糙米的汉川市民抢购一空，感觉那时的汉川闸是那么粗犷，活力四射……

而今的汉川闸，却是另一番光景。闸西侧，是涵闸河畔自发形成的果蔬集市；闸东侧，即面向汉江的一侧，俯身望去，三孔之中唯中间一孔尚有水流喷涌，发出低沉的轰鸣，仿佛一位老人在叹息。

汉川闸的沉寂，有多重原因：航运业式微，使其通航功能不复存在；1998年大洪水后，出于防洪安全考虑，其中两孔被封闭，仅留一孔备用；而1970年新建的电力泵站，更是彻底分担了其排涝灌溉的主力角色。在现代化的水利体系中，汉川闸渐渐退居幕后。

汉川闸最终会彻底消失吗？答案是否定的。它曾是英雄渡口，是治水丰碑，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它都是这片土地绕不开的历史坐标。

儿时在汉江边读唐诗，读到“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酦醅”和“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会油然而生出一股“心有戚戚焉”的豪迈，还有一种《老残游记》中“五脏六腑里，像熨斗熨过，无一处不伏帖；三万六千个毛孔，像吃了人参果，无一个毛孔不畅快”的欢悦。而今伫立江边，秋雨淅沥。我独自在汉江边逡巡，江面上完全感受不到“秋水时至，两岸之间不辨牛马”的辽阔，也无法体会“江流有声，断岸千尺”的险峻。江水完全退到了河心里，既看不出江水浩浩汤汤的样貌，也听不到哗哗啦啦流动的声音，平静得如同一面古老的铜镜，静静地躺在那里。极像饱经风霜的老人，早早地倚在墙根，晒起了太阳。

我不免心生感慨。

汉川闸的沉睡，不应是终点。在文旅融合的时代浪潮下，这座承载着红色记忆与水利智慧的古闸，完全可以被重新唤醒。它需要的不是简单的修缮，而是如同七十年前那般，被赋予新的时代使命，稍加雕琢，它便能从沉寂多年的老者，化身为熠熠生辉的文化地标。

汉川闸，该醒了。

祁怀清：湖北汉川人，毕业于武汉大学。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散文集《行吟江河》。在《人民日报》《湖北日报》《长江日报》《长江丛刊》等报刊上发表过多篇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