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任”与“备胎”

    □ 刘洪波

    现代社会最常见的一种关系，应该是“前任”。个人生活的时间史，越来越多地被“前任”“现任”“后任”标度，传统生活时间史的一贯性被打破了。

    单从情感关系来说，即使多数人仍然是一次婚姻直到终老，但初恋就走向婚姻却不算太多。把恋爱关系中的前任、婚姻关系中的前任加起来，估计多数成年人都是“前任”。

    如果我们把各种各样的关系分离都计算在内，可能就没有人不处在“前任”位置了。辞职形成的“前任员工”“前任同事”“前任老板”，转行形成的“前任同行”，从一个城市迁居到了另一个城市形成的“前任家乡”。

    我们甚至可以把一个宠物被丢弃纳入视为人拥有过“前任宠物”。类似的，还有许多心爱之物不再心爱，例如一件衣服、一部手机、一个品牌、一个玩偶等等，这样来看，可以说所有人都有过“前任”。

    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是不对称的，在一个人与“前任宠物”之间，一般不存在互相挑选的情况。动物或物品受宠是被动的，成为“前任宠物”也是被动的。

    人与人，乃至人与法人（人际组织）之间的关系，经常是对称的，你挑中了我，我也挑中了你。

    既有关系解除，前任关系确立。解除过程有的和平友好，有的牵牵绊绊，有的反目成仇。过程中双方可能对称，可能不对称。双方都愿意解除既有关系，是对称；一方要解除，另一方不希望解除，就是不对称。但一旦结果形成，双方是对称的，他们互为前任。

    关系成立需要双方同意，关系变化则只需一方不同意。这是关系内的一种不对称，也是关系不稳固的根由。

    现代社会，每个人都被视为完全的个体。哲学上的主体、政治上的个人自由、经济学上的理性人、法律上的意思自治、社会学上的独立个体、心理学上的自我意识等等，都是一个意思，导向人应当也有权实现自我。自我在价值上居于任何东西之上，意味着关系的确立要基于同意，没有关系可以强绑，这为前任的普遍化奠定了基础。

    喜欢高扬自我，就潜在地表示自己要接受成为前任。我们不可能一方面把自我摆在至高位置，一方面又拒绝关系的易变。关系的复杂性超出个人，当个人价值高于一切时，关系就一定居于次要位置，个人不愿意处理关系时，关系就结束了。这个终结的关系变成了历史，前任就是历史。

    “分手”是关系变化的行为，“前任”是关系变化的结果。现代社会有一整套“分手”与“成为前任”的规则，双方默认、口头协议、文本契约、法律判决，都用来为“分手”创造条件，为“前任”关系开出证明。

    法律保护关系，也保护“分手”，但法律实际上更保护“分手”。关系要双方同意，分手只要一方主张，当关系面临一方主张时，法律就得保护一方，而难以保护关系。现代社会的观念和一切建制都围绕个人同意而建立，保护“分手”，关系其次，就是一种必然。

    现代社会，从观念和规则上，个人的地位是稳固的，关系的地位是不稳固的。从事实来讲，个人从来都是不稳固的。因为个人既受到经历、处境、教育、观念等长期因素的影响，也时常受心理波动、情绪变化、临场状态乃至瞬间闪念的控制。这些都使个人的“选择”变化万千，而所有选择都对应着关系的变化，要承担关系上的后果，这加剧了关系的流变性。

    “前任”普遍化带来的危机，有时靠各种临机场景优化来打发，这形成了行为的短期主义；有时靠“后任”关系的预备来纾解，“备胎”就是一种“后任”关系。个人的社会生活时间，用短期主义来筹划，关系易变性生成了普遍的“前任”，促发了“备胎”储备，关系中，“心怀二志”代替了“心无旁骛”。

    现代社会把关系建立在个人之上，而不是把个人建立在关系之上。本原上，这是要实现个人的自主，并实现关系的稳固，但结果是个人与关系都处在更加流变的状态之中。传统社会使个人成为关系下的属臣，现代社会使个人成为关系上的孤家寡人。

    传统社会更加强调关系，实为共同应对各种非个人可以抵御的风险，社会关系网络也是人与动物相揖别的标志之一。现代人经过发展，终于做成了“高级动物”，没有动物那般生存艰难，可以安心像动物般 “天不收，地不管”，比动物更厌烦“关系”约束。在他们眼中，关系等于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