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云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在数字化生存成为常态的今天,以Z世代为主体的受众推动文化消费向参与式、社交化转型,传统文化正经历从“博物馆式保护”到“活态传播”的范式跃迁。如何让文化遗产走出专业圈层、突破代际隔阂、融入大众生活,实现从“破壁出圈”到“深度入心”的跨越,成为亟待回应的时代课题。
■ 内容活化:创造性转化激活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破圈”传播的核心在于内容的创造性转化。传统文化符号之所以难以跨越圈层,不在于文化魅力衰减,而在于其附着于特定历史语境和知识体系,与当代受众形成理解隔阂。破解这一困境,需要在坚守文化内核的前提下,实现表达方式的现代重构。这种重构不是降维取悦,而是通过叙事视角的微观化、情感表达的具身化、价值呈现的场景化,让传统文化与当代人的精神需求建立实质性关联。
从传播学视域看,内容活化的本质是“意义的再生产”。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不是单向度的知识传递,而是双向互动的意义生成。当古老的智慧能够回应现代人的困惑,传统的审美能够触动当下的心灵,文化传播便完成了从“文本复述”到“意义新生”的质变。这要求在叙事策略上从“宏大铺陈”转向“微观聚焦”,摒弃教科书式说教,以润物无声的方式营造共情体验;在文化内涵上从“供人围观”转向“与己相关”,让传统文化真正成为可感可知的精神资源。唯有让传统文化与当代审美同频共振,方能实现跨越圈层的有效传播。
■ 技术赋能:数字化手段重塑文化的感知方式
技术是连接古今的重要桥梁。以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大数据为代表的新兴媒介技术,不仅拓展了文化表达的视听维度,更重构了受众与文化遗产之间的感知关系。每一次技术革新都带来文化传播方式的深刻变革。印刷术让典籍走出宫廷,广播电视让艺术进入千家万户,而数字技术则让传统文化从遥不可及的“过去”转化为可感可触的“当下”。AIGC技术使抽象的文化基因得以具象化呈现,沉浸式技术让受众“走进”历史现场,互动技术激发主动探索的热情。技术不再是冰冷的工具,而是连接古今、打通感知的中介,让文化遗产从静态展示走向活态传承,在数字时代获得新的生命形态。
■ 渠道重构:全媒体传播打通“破圈”的关键节点
当前传统文化传播面临的核心困境,在于媒介割裂、渠道单一、传播链条断裂。传统广电、出版与新媒体平台未能形成联动合力,导致优质内容难以触达核心受众。依托媒介融合理论优化传播体系,是破解传播壁垒、实现全方位“破圈”的关键路径。
构建全媒体传播矩阵,核心在于实现“专业生产”与“社交扩散”的有机统一。主流媒体在内容把控、价值引导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专业优势,而社交平台则在用户触达、关系传播方面展现出强大效能。二者功能互补:专业内容通过社交平台实现裂变传播,社交话题借助主流媒体实现价值升华,使文化传播既保持思想深度,又获得传播广度。同时,要立足新媒体碎片化、场景化传播特征,针对不同平台特性实现分众化、精准化传播,让优质内容以合适的方式触达合适的受众。充分运用数字技术打造沉浸式、互动式、体验式传播场景,变被动接收为主动参与,破除传统文化“陈旧”“小众”的刻板印象,让传统文化传播更具时代感与吸引力。
■ 长效机制:从“破圈”到“扎根”的价值回归
让传统文化“破圈”一阵不难,难的是让文化价值真正融入当代社会肌理,实现从“活一阵”到“长效火起来”的跨越。这需要超越短期流量思维,着眼于传播效能的深层建构。
长效机制的根基在于价值认同的深层建构。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不仅在于其作为知识体系的可传承性,更在于其作为价值体系的可认同性。当受众在文化内容中感受到与自身生命经验相契合的精神资源,体验到与民族集体记忆相连接的情感纽带,文化传播便进入了价值塑造和精神滋养的深层境界。这要求强化内容生产的规范化、体系化建设,依托专业力量打造有深度、有内涵、有温度的优质文化内容,从源头杜绝浅层化、同质化、低俗化传播。
长效机制的持续在于参与生态的有机建构。当受众从被动的文化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的内容共创者,传统文化的传播便获得了持续的内生动力。构建科学的传播效果评估体系,将文化价值传递、受众认同度、社会影响力纳入评估范畴,以科学评估倒逼传播质量提升,引导传统文化传播回归价值本位。
长效机制的实现需要行业协同与政策支撑。推动新闻出版、广电传媒、网络传播、文博文旅等领域协同发力,完善传统文化新媒体传播的扶持与监管机制,防范文化失真、过度商业化等问题,营造风清气正的文化传播生态。唯有当传统文化成为可触可感的生活方式,其“破圈”便不再是传播策略的成功,而是文化生命力的自然显现。
“破圈”传播的终极目标,不是让传统文化成为流量时代的昙花一现,而是使其在数字化浪潮中获得新的生命形态,在当代人的精神世界中扎根生长。坚持内容创新与技术赋能并重、价值引领与受众参与统一、短期效应与长效建构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定能在新时代语境下焕发蓬勃生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深厚的文化根基。
(作者为中共武汉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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