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缠斗》解析中美AI之争

    □翟东升 朱煜

    席卷全球的智能科技浪潮中，中美稳居第一梯队。人工智能将如何改写区域经济与大国格局？中美AI发展路径有何本质差异？行业泡沫、制度变革、算力人才较量，又将如何重塑全球竞争版图？针对这些极具时代价值的关键命题，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翟东升领衔推出新作《缠斗：中美经贸重构与全球经济新秩序》，深度拆解智能科技背后的大国角力逻辑。在此摘编书中有关内容，标题有改动。

    ■ 中国AI不做“神仙”

    在人工智能的发展路径与侧重点上，中美两国呈现出鲜明对比。

    美国发展人工智能，恰似修仙悟道，信奉通用大模型的“顿悟”，期待一朝“修炼成仙”。美国不少人相信，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应当存在一个突破性的“奇点”，一旦实现“顿悟”，人工智能大模型在每一个细分领域都能达到，甚至超越全球顶级专家的水平；加之不同学科的融会贯通，这样的超级智能体自身就能走出加速进化的曲线，对全人类形成“降维打击”之势。因此，美国人既担忧中国率先实现超级通用人工智能，又将赢得对华战略竞争的希望寄托于自己比对手更早突破这一“奇点”。

    而中国走的是一条“人工智能+”的发展道路。这是一条自下而上、积少成多的“硬功、苦功”路径。中国有大量的人工智能相关企业，都是针对一个个具体的垂直应用场景，研发特定领域的人工智能。例如，在道路、矿山、建筑、港口、车间、医院、酒店等不同使用场景中，用人工智能改进原先的流程与工具，以此实现效率提升或成本控制。中国的人工智能并非“无所不知、无所不精”的“神仙”，而像在一个个特定细分领域里经验丰富、做事可靠、持续精进的“老师傅”。

    当然，中国也有部分企业跟随美国同行涉足通用人工智能领域，DeepSeek（深度求索）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二者的核心差别在于，美国人工智能巨头纷纷采取闭源和收费的模式，即便原本主张开源的企业如今也转向闭源；而中国企业则积极拥抱开源生态，并持续迭代和进化大模型的性能。

    中国企业这一做法，客观上是在持续解构美国同行的垄断企图，即通过鼓励全球用户使用中国免费的大模型，“搭中国人工智能的便车”，让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开发者站到中国大模型这边，最终在全球人工智能商业化、产业化的进程中实现“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如果能与前述的垂直领域人工智能发展相结合，这无疑是一套极具竞争力的“组合拳”策略。

    ■ “人工智能”会迎来泡沫破灭吗

    目前火热的人工智能领域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泡沫，这让作者联想起1999—2001年的互联网泡沫。当时互联网泡沫从美国的加州和华尔街外溢到北京的中关村，据说当时中关村大街上有70亿美元的“疯投”在寻找可以拿到资本市场上讲故事的项目，网页的点击量可以在资本市场上换钱。当时还在读研究生的我，曾经拉着几位朋友，策划要成立一家公司去“向互联网公司出售有效点击量”。

    当时的互联网也是划时代的科技与商业模式创新。其扩散过程为美国经济带来巨大的优势和红利，全世界都在高价购买美国的互联网软硬件设备和服务，那几年的美国经济增长不靠债务拉动，而是真的靠科技拉动，克林顿政府甚至实现了年度财政盈余。当然，资本的动物精神总是热情过头。2001年，美国经历了互联网泡沫的破灭过程，纳斯达克指数自高点下跌逾70%。

    如今这轮科技泡沫主要表现在人工智能和数字货币领域，相关的投资狂热获得了很大力度的政治加持。

    以硅谷彼得·蒂尔为代表的科技右翼势力，压倒了华尔街与美联储，成为特朗普政府最主要的金主和高官来源。美国西海岸的科技资本正在依靠总统权力加持，压倒东海岸的华尔街金融资本，2025年通过的《指导与建立美国稳定币国家创新法案》（简称《天才法案》）便是一种明显的征兆。

    这一轮热潮的泡沫化程度可能已经接近1999年的水平：除了“卖铲子”的英伟达，各家知名人工智能企业至今难以看到在人工智能上切实的盈利希望；近期，美国众多企业流行的投资是借钱买入数字货币而不是发展主业；英伟达与主要大客户之间形成由债务、估值和订单支撑的资金闭环，这些都是泡沫高涨时期的典型现象。美国科技界所期望的那个奇点时刻也许永远无法到来，真实的人工智能增长轨迹也许是一条无限接近理想目标的曲线。

    如果市场共识有朝一日意识到这一点，那么，这一轮泡沫就可能迎来破灭时刻。

    当然，不是所有泡沫都会立刻破灭。考虑到美联储货币政策即将进入宽松周期，这一轮人工智能和数字货币的泡沫周期也许还会坚挺一段时间。我们的判断是，在中国的“十五五”时期，恰逢人工智能及其附带的数字货币热潮到达顶峰，然后进入泡沫破灭的调整期。如果这个判断大体正确，那么从近期开始，人工智能与数字货币领域的投资者就应该逢高减仓，转向持有真金白银和人民币现金；等到过几年潮水退去，水落石出，再以合理价格投资那些经得起寒冬考验的项目。

    ■ 人工智能把人分为两类

    人工智能的进步正在驱动整体生产力向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所设想的共产主义阶段加速发展。人类经济史上持久的匮乏和通胀，正在被丰裕和通缩取代，而劳动力则被资本和科技取代。这导致人类本身正在被分为两类：一类是掌控人工智能的人，另一类则是被人工智能掌控的人。一个国家的制度究竟是货真价实的社会主义，还是赤裸裸的资本主义，评价标准一目了然，那就是上述两个群体的分化程度和生活距离。

    工业化时代的到来，产生了巨大的就业重置效应：许多传统的工种消失了，但是工业设备的出现需要更多经过训练且知识丰富的人来操作和使用。比如马车被汽车取代，汽车的普及使得驾驶员的工作岗位远多于古代马车夫的工作岗位，更何况还创造了大量的修车工，以及和高速公路相关的工作岗位。但是人工智能与此前的科技革命不同，人工智能让大量的工作岗位湮灭而非转移，无论是人文社会科学，还是理科、工科，许多专业所对应的岗位都会被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取代，但人工智能很难创造出新的就业岗位，因为未来从事制造和维修机器人的也将是机器人。

    回到上文所说的中美人工智能竞争问题，美国的通用人工智能，能够写文、作诗、画画、拍电影、写代码，取代的基本都是文科生的工作（“码农”可以被视为用计算机语言写作）。而中国的人工智能，虽然也能写诗、作画、编稿子，但是更大的效果是取代理工科毕业生的工作。最近国内舆论流行一种认知认为，学文科以后很难找工作，还是得学理工科。这个流行认知可能肤浅了。能力将比知识更值钱，如果你学到的是如何跟人打交道的能力，如何为客户提供情绪价值的技巧，没准你还能找到一些就业机会。

    因此，在人工智能时代，就业既不是一种生存的基本权利，也不是成年人的基本义务，反而是一种特权，因为就业能够帮助个体建立生命的意义感，并增强其对生活与社会事务的主导权，但真实的就业岗位一定会变得越来越稀缺。而绝大部分无法真实就业的人口，对社会的贡献主要在于消费。许多人参与分配的主要技能在于为他人提供情绪价值，为原本平凡的事物赋予意义感等。多数人的所谓创新在于他们能创造性地消费他人的产品，也就是能玩出新花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