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山，是我们跟古人、子孙共享的命运

    □ 长江日报记者翟晓林

    2017年，罗振宇在跨年演讲中，将《枢纽：3000年的中国》（以下简称《枢纽》）一书作为核心思想来源隆重推荐。这本近700页的学术著作卖出约40万册，被出版界视为“奇迹”。2024年底，罗振宇再次在跨年演讲中推介同一作者的新作，称其为“一次认知升级”，是从空间维度重新理解中国的钥匙。

    这位作者叫施展，是北京大学史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教授。他的新作《河山》，今年初出版，500页出头，上市4周销量就突破10万本。

    施展本科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读工科，研究生读英国史，研究领域横跨西方思想史、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这种背景让他习惯于从“系统结构”而非单纯的历史细节看问题。

    从《枢纽》到《河山》，施展的“大历史观”从3000年的中国演进，转向支撑这些演进的地理骨架。他跳出以往以中原为中心的单线述史视角，从地理角度出发，通过昆仑山、太行山、祁连山、阴山、燕山等重要山脉，以及黄河、长江、大运河等主要河流的空间经纬，串联起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替的重大事件，重新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他说：“我们习惯用朝代理解中国，用人名记忆历史……若忘却朝代，隐去人名，撕掉年表，中国并不会消失，它还站在那里。中国，首先是一个巨大的地理事实。”

    ■ 回到历史现场，感受河山对人的规定性

    《河山》是施展“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结合的成果。他一直尝试走入历史现场，去体会历史人物的处境。

    5月15日，记者连线采访施展时，他刚从敦煌回来。《河山》写作5年，大西北正是他投注最大心力的地方。

    为什么是西北？施展说，中国是由中原、草原、西域、高原等多个板块聚合而成的庞大体系，河西走廊是少有的将这4个板块衔接在一起的地方。2017年他第一次去河西走廊，“面朝东方、面朝大海的方向时，前面是中原，背后是西域，右手是高原，左手是草原。站在那儿，天然地感受到中国是一个远超‘中原’之上的‘大中国’”。

    在那里，施展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山和水对人的规定性。

    在河西四郡中偏东的张掖，可以清晰地看到，祁连山跟北山之间有一条狭窄通道。北山的北面是沙漠，祁连山的南面是高原，要想比较顺利地通过，只能走这条通道。但是到了河西四郡最西边的敦煌，周边看不到高耸的大山，只有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漠，没有水就无法生存。古人沿着疏勒河设置了玉门关。阳关周边没有河，但有一系列的泉眼，古人又沿着这些泉眼设置了阳关。在这片平坦的大地上，看似到处是路，但实际上只能沿着水的方向行走，所以设置玉门关和阳关，就能够控制住这条通道。

    ■ 不能以中原视角来构想草原

    用脚丈量历史现场，施展也发现了以前意识不到的问题。

    在阴山北麓访古时，他对北魏六镇之一的怀朔充满期待。北齐是中国佛教造像艺术的巅峰时期，隋唐相当部分的文化是从北齐继承来的。而北齐的统治集团基本来自怀朔。“可以说，没有怀朔就没有大唐。”

    他设想，怀朔应该依山傍川、雄气逼人。但站上怀朔镇城遗址一看，周边一马平川、易攻难守，与秦长城的战场态势完全相反，甚至违背了边疆前线基本的筑城逻辑。

    回溯历史，施展发现，北魏六镇在军事地理上易攻难守，不仅便于占据漠北草原的柔然攻打过来，同样便于北魏攻打过去。六镇的设置，从最初起就不是防守的姿态，而是进攻的姿态。无论是否真的发起进攻，这种姿态已可威慑柔然。其背后蕴含的意识，是以阴山南北为一家，而不自我设限。长城是地理分界，无关政治秩序。

    对比之下，秦长城关塞险峻、易守难攻，显然是一种防守的姿态。这背后蕴含的意识，是以阴山为限，山南山北判然二分，长城首先是胡汉之间的身份区隔、政治区隔。

    施展反思，最初对怀朔的设想，是下意识地用中原视角来构想北魏，实已自我设限。

    ■ 接受给定的地理条件，但可以改变自己所讲的故事

    在《河山》的序言中，施展认为，架构起历史的两条隐含线索，一条是地理，一条是“故事”。

    地理空间在相当程度上规定着我们的命运：山带来差异，带来交往的动力；水带来连通，带来交往的可能。然而，地理空间只能决定人类命运的一半，还有一半要由人类自主地把握和创造。

    他举例称，一个出生在大海边的人，如果告诉自己大海是天堑，他就不会到大海上进行任何尝试。他还会认为世界的中心一定在陆地的中心，生在海边的就是边缘之人。但如果他认为大海不是天堑而是通途，那就会不断去做各种尝试，大海真的就会成为通途；海边也就不再边缘，反倒成为中心。“大海的物理属性是给定的。但它意味着什么，并不由大海来定义，由你给你自己所讲的故事来定义。”

    他认为，地理是“命”，故事是“运”。“命”就是“生在大海边”这样给定的条件，只能接受；“运”是你可以改变给自己讲的故事，重构意义。《河山》也正是尝试通过这两条线索，构建对历史的叙述。

    ■ “博物馆热”映射出的，是一个崛起的大国

    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近些年，“历史热”“博物馆热”不断升温。施展分析，大国崛起后，大家的自豪感提升，更想去了解祖国的过往。同时，大国崛起后体系被重新定义，人们对接下来该往哪儿去产生迷茫，就越发要往回看，去寻找参照系。

    从这个意义上，他认为，历史学才是真正的未来学。研究历史，正是希望能够对现实进行关照，有所回应。

    现实中，大家共同关注的是什么？“把人名、朝代、年表拿掉，还能剩下的，就是我们所有人的最大公约数。剩下的只有山河大地。这是当下所有的人所共享的一个命运处境，也是我们跟古人、跟未来的子孙后代所共享的命运。”施展说。

    今天，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施展觉得，越是这样的时代，人们越需要与世界的具体连接。

    “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在网上完成。人们打交道的对象往往是一个虚拟对象、一个网络系统，打交道的人只不过是系统中的一个节点，‘活人感’的连接与过去相比被大大稀释。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更加需要跟世界产生具体的关联。与脚下大地之间的关联可能就是具体关联的形态之一。”

    【访谈】

    说清楚“何谓中国”，能避免很多不理性的争吵

    ■ 五岳的变化，见证着“何谓中国”故事的扩容

    读+：您说写《河山》是为了重构“何谓中国”的叙事，为什么要重构这种叙事？您的答案是什么？

    施展：当下公共舆论中的很多争吵，说到底是关乎“中国是谁”的问题——从外部来看，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是对抗的还是共生演化的？从内部来看，中原跟边疆的关系是什么，当下跟历史的关系是什么？如果说不清“我是谁”，追求的目标就会混乱，接下来会导致一系列混乱。

    比如，现在网上有一种声音，说元朝、清朝不是中国朝代。这种说法背后有一种隐含的预设，只有汉族才是中国人，这就把少数民族都排斥出去了，对于中国的团结统一是个巨大的伤害。但是这样的声音在网上有不少人追捧。

    在观察思考当下各种问题时，我逐渐意识到，在“何谓中国”这个问题上，需要一些能够达成更大共识的答案。

    我在上一本书《枢纽》结尾有几句话：“中国因加入世界秩序而崛起，世界秩序将因中国这个超大规模国家的加入而被重新定义，而中国也将在此过程的精神自觉中被反向地重新定义。”我也一直认为，未来中国的走向跟世界的走向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

    读+：它同《河山》的关联是？

    施展：《河山》与《枢纽》一脉相承，从不同侧面回答了同一问题。地理带来人群之间的差异，异质性人群的互动带来历史演化的动力；故事则带来认同，大容量故事在异质性人群中构造出同质性，让他们能够共存。

    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体系，由各种差异化的人群在历史上不断地共生演化，聚合而成。如果关于中国的故事不能容纳越来越多的差异，就无法有效完成对多元人群的整合。

    随着中国体量的扩展，关于“何谓中国”的故事也在不断扩容。

    到今天，中国跟世界其他国家之间已经是深度相互依存、相互塑造的关系。关于“中国是谁”，以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故事，就必须进一步扩容，否则就有可能走向跟世界单向度的对抗，而这种对抗关系肯定会伤害中国的国家利益。

    这些年我们的出口在不断扩大，贸易顺差前年是接近1万亿美元，去年是约1.2万亿美元。中国变强了当然是好事，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就相当于你把全世界的钱给赚了。别人没钱赚了，也就买不起你的东西了，那么你这笔钱肯定也赚不长久。必须从零和博弈转向正和博弈，才能让大家有钱一起赚。而这种转向，首先取决于怎么理解自己跟客户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由故事来构造表达的。

    读+：您在书中说，古代中国最重要的山川坐标是“五岳四渎”，为什么说它们重要？

    施展：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天、地、人三者之间是一个和谐共生的体系。它需要一些重要的坐标点，这既是出于实用性考虑，如怎样谋划战争、布局城池、规划经商路线，也是这种宇宙观在大地上的体现。“五岳四渎”就是这样的坐标点。

    （注：“岳”就是名山，据说舜帝每五年巡祭一次东、南、西、北四岳；至汉代，四岳升为五岳。“四渎”系江、河、淮、济四条独流入海的大河，其中济水在黄河改道过程中几次被夺，今已湮灭。——摘自《河山》第二章）

    读+：但“五岳四渎”本身又是变动的。“五岳”几经变化，“四渎”中的济水已不复存在。

    施展：这正是“何谓中国”这个故事不断扩容的过程。

    随着中原王朝疆域的不断拓展，对五岳位置的识别也在不断拓展。

    东岳泰山、中岳嵩山、西岳华山，构成了中原地区的一条东西向中轴线，这三岳是比较稳定的。中原王朝的扩张主要是在南北两个方向上。

    往北扩张时，首都的位置也会发生变化。帝王是应该居住在五岳之中的，如果定都在北岳的北面，就显得自己住在“夷狄之地”。元、明、清都定都北京，此前的北岳（河北曲阳大茂山，记者注）在今天河北保定西郊，在北京的南面。元朝皇帝不太在意这个事情，但是明清皇帝都很在意，所以后来就把北岳迁到了恒山，在今天的山西朔州。当时的人在心理方位上认为朔州是在北京的北边，于是帝都就重新处于五岳之中。

    同样，王朝统治还没有深入到南方的时候，南岳放在了安徽天柱山。随着往南扩张越来越深入，天柱山显得有点太靠北边了，所以就把南岳继续南迁，迁到了今天的湖南衡山。

    清朝入主中原后，把东北的长白山、西域的博克达山、高原上的冈底斯山等纳入一个新的山川系统，把对它们的祭祀抬到跟五岳一样的规格。五岳系统升级，传统文化里“中国”的意象被极大扩充。

    对于山川的定义，在这里并不是一个地理意象，而是一个哲学意象，通过这样一个哲学意象，把更多差异化的人群整合到一个一体的秩序当中，王朝本身的正统性得以落实。

    ■ 在古代南北对抗中，湖北是“造王者”

    读+：长江流域，尤其湖北武汉，凝聚着怎样的河山叙事？

    施展：湖北在古代南北对抗中，是天下的一个命脉，是“造王者”——它自己不是王，但决定了王能不能坐稳。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说：“湖广之形胜……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

    要理解这个三段论，关键在湖北北边的大别山。大别山地跨鄂豫皖，横亘在长江北部，从北方南下进攻江南，无法穿越大别山，只能从其东侧或西侧绕过去。

    如果从大别山东侧绕过去，最终面对的是南京的宽阔江面，很难渡江；如果在南京北岸造船，对面的舰队会过来捣毁船厂，也很难稳稳当当造船。

    所以北军南下多选择从大别山西侧绕过去，此时最重要的便是襄阳。它是扼守大别山与大巴山之间通道的要塞，又在汉江沿岸。如果南下的力量能攻克襄阳，就意味着可以在汉江造船，顺流而下，突破天险。

    南北对抗的时候，南边的政权要守襄阳，必须有荆州作为经济腹地支撑。守襄阳、守荆州，归根结底是为了守江南。如果对方攻克了襄阳和荆州，要去江南，就一定要过武汉。武汉是汉江与长江的汇流点，又位于江汉平原的最东端，再往前走的话，北面是大别山，南面是江西的罗霄山，中间又构成一段相对狭窄的陆上通道，武汉扼守着这个通道的大门。一旦突破武汉，再往前走就进入长江下游了，江南再无任何天险可守。

    读+：您在《河山》中特别提到了楚人“不服周”的个性，以及“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施展：黄河流域是“难于征服，易于统治”，而长江流域是“易于征服、难于统治”。

    “难于征服，易于统治”是指，有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权，资源非常多，能够协同起来做大规模的事情，发动大规模战争，所以这个地方难以征服。但一旦中央政权被打败了，下面的社会是没有自我组织能力的，所以“易于统治”。

    在“易于征服，难于统治”的地方，社会中有大量的小共同体，中央政权对这些小共同体的组织协调能力相对不那么强，它就容易被外部打败。但就算中央政权被打败了，下面那些小共同体的自我组织能力仍然存在，想把它们一个个全按住，难度很大。所以它是易于征服，难于统治。

    秦把楚给灭亡了，但楚是易于征服、难于统治的地方，它强大的自组织能力仍然存在，最终这个社会你按不住。起来反抗秦的统治的都是楚人，陈胜、吴广是楚人，刘邦、项羽也是楚人。

    长江流域跟黄河流域在组织逻辑上是非常不一样的，这种不同也构成了中国文明内部非常强的张力。而任何一个伟大的文明，如果没有这种内部张力的话，它就无法形成持久的活力。所以长江流域古文明的存在，是从中原文明内部提供持久活力的一个重要来源。

    读+：汉口能成为“东方茶港”和万里茶道的起点，其深层地理逻辑是什么？

    施展：汉口是一个重要枢纽，但把这事儿跑起来的，主要是晋商。晋商把茶叶从福建武夷山等地汇集到汉口，由汉水北上襄阳，再由此继续北上进入河南、山西，最后经由陆路运往俄国贩卖。汉口作为茶道的一个重要枢纽，是由更远方的贸易拉动而形成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很有意思。明清时，云南产出的铜和铅北运铸币，中转点在武汉。武昌起义后，因为武汉用于铸币的金属足够解决财政所需，革命军扛过了最初的艰难时期。这也是因为远方的经济需求、政治需求而引发的巨大的贸易流。武汉是九省通衢之地，作为枢纽、汇聚和中转点，它就成为中国历史上各种贸易流汇聚的一个点，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些重要事件发生的节点。

    今天，技术条件变了，过去的一些物理约束不存在了。但任何技术都是工具，服务于人们要达到的目标。而目标来自你认为你是谁，这仍然是由你对自己历史的叙述而构造出来的。今天谈论历史的时候，地理仍是完全绕不开的一个变量。它以这种方式来定义你的目标，之后用于达成目标的技术，才有其用武之地。所以说，在古代，地理是在物理硬件的意义上直接规定着人们；在现代，地理是在心理软件（即历史叙事引出的自我意识）的意义上间接规定着人们。无论古今，地理都是我们在思考历史时绕不开的要素。

    武汉在历史上是重要枢纽，今天也是教育重镇，有中国光谷，在未来的新技术转型中，武汉一定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