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动物“进城”倒逼治理升级

    □ 万雯

    清晨，南京某小区的垃圾桶被野猪拱翻；傍晚，上海街头，貉从下水道口探出脑袋；深夜，深圳某居民家中，闯入一条寻求栖身的蛇。消防员成了野生动物救助队，这样的新闻，近来越来越多。

    一边是生态向好，动物种群数量回升的喜讯，一边是人与动物不期而遇带来的不安。这是一个值得正视的信号：人与自然的关系，正在步入一个需要重新校准的新阶段。相应地，治理理念与手段也必须跟上。

    过去几十年，生态治理的逻辑重心是“有没有”：有没有林子，有没有动物，有没有制度。我们以退耕还林、禁猎禁捕、湿地修复等手段，为野生动物留出了生存空间。种群数量的恢复，是保护成效最直接的证明。但量变引发质变，当某个物种的种群规模超出原有栖息地的承载极限时，扩散与迁移就成了必然。这不是动物越界，而是它们在为生存寻找新的出路。

    与此同时，城市扩张、道路切割、气候变暖，让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日益碎片化。垃圾激增和人为投喂，又在无意中改变了它们的觅食习性。一些适应力强的物种——野猪、貉、猕猴等——开始发现，城市边缘甚至城市内部，食物更易得，天敌更稀少。

    保护成果显现的同时，新矛盾也随之浮现。然而，面对新矛盾许多地方的治理思维仍停留在“保护即驱赶”“风险即捕杀”，缺乏种群监测、风险预警和公众科普的前置准备。于是，人与动物的每一次意外相遇，都变成了仓促的消防出警。这恰恰说明，治理的命题需要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

    那么，治理该如何跟上？

    首先，要从“事后处置”走向“事前共处”。不是等野猪进了地铁口再报警，而是提前掌握不同物种的分布与动向；不是等蛇进了家门再恐慌，而是用社区科普教会居民识别、避让和求助。像上海对“貉口普查”所做的尝试那样，把动物也当作城市的“居民”来摸底，治理才能有的放矢。

    其次，一味将野生动物赶回深山，既不现实，也不明智。更可行的方案，是在城市规划中预留生态廊道，让动物有路可走、有处可去。在城市边缘保留缓冲带，在农田与森林之间恢复灌丛，在公路下方修建动物通道。这些举措看似细微，却是决定能否“共生”的关键基础设施。

    此外，野生动物致害补偿机制不能停留在文件里，只有受损农户能及时获得合理补偿，对抗情绪才能转化为理性接纳。公众教育的核心，也不是远离动物，而是教会人们如何有分寸地靠近——知道遇到野猪不能转身跑、遇到貉不能主动喂，恐惧就会减少一半。

    我们这一代人，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真正面临与野生动物做邻居的大规模群体。父辈记忆中，动物要么是猎物，要么是威胁。而我们的孩子，有可能在小区花园里第一次认识貉、在公园湖边第一次观察夜鹭。这种代际经验的断裂，恰恰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关系正在被重新定义。

    与其说这是烦恼，不如说这是一道考题。保护成果把选择权交还给我们，我们需要用更有弹性的治理、更平和的心态、更科学的办法，把一次次的不期而遇变成一次次和睦共处的起点。这并不容易，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个宏阔愿景，终究要落脚于每一个日常的细节之中。

    （作者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