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事不对人”，就好吗

    □ 刘洪波

    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人从区别对待转为平均对待。从时间来说，这是最节省的，同时也是唯一可行的。

    日常交往中，如果遇到的总是熟人，我们会认为每个人都是特殊的。这个是张家大叔，那个是李家大嫂，这个是赵家大哥，那个是王家小妹，如此等等。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面孔、性格、经历、故事。我们知道他的生辰八字、左邻右舍、亲戚眷属……

    如果我们在日常交往中总是面对陌生人呢？这些人当然也是各不相同，但我们不知道他们的经历、故事、性格、品质，每个人在我这里都是缺乏个别性的。那些长着“路人脸”的人，我们连他们的面貌都留不下印象。

    现代社会就是一个必须与陌生人打交道的社会。我们集结在城市，交往成本最大地节省，交往时间最大地节约。我们不需要为了买一包盐花半天时间上集镇。城市还扩大了社会规模，把一些瞬间的念头转化为交往、生产或购买。

    陌生人不在我的过去里，我的过去也不在他的故事中。我与他互相隔着“无知之幕”。我不能预判他是否值得交往，无法预设对待他的态度，只能通过交往实践来确立与他的关系。我甚至不能把陌生人当成一个“新鲜人”。对某人某事感到新鲜，意味着程度不一的惊讶。如果我总是见到陌生人，我只能将这件事视为寻常，我不需要也不可能对寻常之事产生惊讶，因此一个陌生人在我面前，我不会感到新鲜。

    于是，现代社会唯一现实的交往起点是忽略人的个别性，忽略人的历史性，忽略时间在某个人精神、心理、性格上刻下的印记。我们不是不承认这些，而是在现实的交往中不得不忽略这些。我们无法先去“知根知底”，再来与之交往，只能先交往再说。

    现代经济学后面有一个“理性人假设”，现代社会的交往行为后面可以说有着一个“平均人假设”，假定所有人有着平均的质素及表现。“理性人假设”忽略了情感、非理性、精神、超越性需求，但在理解现实经济活动时还是大有用场；“平均人假设”也忽略了人在事实上的千差万别。

    “平均人假设”让人际交往变得开放，也让交往因时间节约而更有效率，同时也意味着交往的风险扩大。传统社会没有“所遇”，社会关系网络简单，现代社会才有各种“所遇”，于是也有了“所遇非人”。这是机遇与挑战共存，机遇大于挑战。

    现代社会相信的“人人平等”，就是“平均人假设”的信念形式。它固然不承认贵族和国王，但也不认可每个人的差异。“人人平等”还被写成了法律，就是规定了人在法律面前是无差别、无个性的对象。现代社会通过时间的机器生产，完成了“时时平等”；通过法律条文，规定了“人人平等”。

    均质化的人、均质化的时间，产生现代企业和现代政治。如果你今天要考虑某A家里吵架情绪不佳，明天要考虑某B小孩调皮心里烦躁，后天又要考虑这一天是某C遭遇个人不幸的纪念日……这样去一一照应，就没法安排现代生产，也没法施行现代治理。

    现代社会发展了“对事不对人”的“做事文化”。人是平均的，无差别对待就好了。事情呢？事有轻重缓急，“项目”有大有小，“案子”有重要与一般。事情不容你当成平均的，那就得重视，得一事一议、一事一方案，区别对待。我们面向事、围绕事、为了事，“因人设事”不可以，“因事设人”就很正当。

    “对事不对人”，又用来以示公正，也以示公道。公正，是说不“针对你”；公道，是说“为了做事”。这其实也相当于说，事情比人重要，事情优先于人，宁可委屈人而不可误了事，宁可牺牲人而不可坏了事。

    过去，“做人”是自我的完成形式，也是人际关系的展开方式。现代社会讲的是效率，效率就是进步，效率的体现就是完成一件件事情。只要能够成事，不必问怎么做的，不必问是否成就了人，甚至不必管做事的是人是鬼是机器，这就是“我只要结果”。

    人是目的，而不是荣耀神的工具。从这个原点出发，现代社会搞出了左右互搏的东西。人人平等，大家信奉；效率优先，大家追随；加速发展，大家赞成；“我只要结果”，大家认可；“对事不对人”，大家接受。

    现代社会一直在讲效率、赶时间。但猛回头，人在哪里？“最终是为了人”，很响亮。但如果“最终”就是“最后”，算不算种下龙种收获跳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