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文
随着数据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数字平台对数据流量的盲目追逐和疯狂追求,使得数据本身开始被视为衡量一切的价值标准,从而形成了“数据拜物教”这一新拜物教形态。数据拜物教掩盖了数据背后真实的社会生产关系与人的创造性劳动,将丰富的社会互动异化为冰冷的数字符号,进而导致价值评判的扭曲。
人文经济学的核心使命,正是推动数据这一生产要素回归“社会化的人类”。这要求我们不仅在制度设计上坚持“人的尺度”,更要在文化层面积极引导,破除对数据的盲目崇拜,树立“数据是工具而非目的”的正确数据观与技术观,使技术进步与人文关怀同向而行。最终,通过制度的刚性约束与文化的柔性滋养,我们才能防范数字异化,营造一个既充满创新活力又彰显人文精神的健康数字生态。
数字时代的劳动异化是数字资本利用数字技术侵蚀和消解劳动者主体性的结果。智能算法取代了传统管理者,对劳动过程进行着精密却隐蔽的规划与控制,从任务派发、路径优化到绩效评估,劳动者在“数据囚笼”中丧失了自主性与创造性,沦为执行算法指令的机器。数字平台凭借其技术架构与市场支配地位,占据了由海量用户数据与劳动者集体劳动所创造的大部分价值,而劳动者则面临收入不稳定、权益保障缺失的困境。在追求流量与效率最大化的过程中,劳动者的情感、尊严与发展需求被系统性地忽略,其工作意义被简化为可量化的数据指标,导致深刻的职业倦怠与意义感危机。
针对数字劳动的异化状态,我们需要更高水平的数字治理。例如,外卖平台可引入“算法透明化”机制,允许骑手参与配送规则制定;同时,通过“数字工会”等新型组织形式,保障劳动者在数据权益分配中的话语权等。
人文经济学对数字劳动异化的纠偏,要求在技术狂飙中始终守住“人是目的”的底线,使数字经济真正成为拓展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翅膀,而非异化的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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