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倦怠”蔓延，“活人感”尤为可贵

    □ 长江日报记者马梦娅

    “机味”过重，缺乏“人味”，当AI主播以假乱真的面容不断涌现在屏幕上，一场悄无声息的“AI倦怠”也在蔓延。

    不久前，一项调查显示，七成以上的用户反感AI主播，直言观看时感到“别扭、怪异”。

    技术可以不断复刻人的样貌，却难以复制人的生命体验。当下，“活人感”显得尤为珍贵，那些保留不完美痕迹、自然呈现的内容往往获得更高信任度。

    近日，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刘书亮接受长江日报《读+》周刊专访，他用“恐怖谷”效应剖析了这一现象，并深度探讨了AI在创作中的应用与发展。

    他指出，面对AI技术的浪潮，与其陷入“恐怖谷”的焦虑，不如以开放而审慎的姿态拥抱其良性发展，将AI视为协同进化的创作伙伴，在人机互补中探寻更有温度的智能未来。

    ■ AI主播有形无神，会触发大脑“恐怖谷”警报

    刘书亮本科就读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专业是机械设计。如今，他是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专业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动画、数字游戏、二次元文化，以及AIGC、虚拟数字人等数字艺术前沿议题。同时，他也是行业内颇具影响力的自媒体平台“动画学术趴”的创始人。

    “动画学术趴”始于2013年一个QQ群，2014年创立微信公众号，如今已成长为国内动画领域公认最具影响力的深度媒体品牌之一，拥有超过200万粉丝，在B站、微博、知乎也有众多关注者。

    七成以上用户反感AI主播，67.57%的受访者看AI主播时会产生“别扭、怪异”的感受——这一项调查也引起了刘书亮的关注。他在新著《虚拟偶像、AI数字人与赛博生命》中提到，这是一种“恐怖谷效应”。这个概念由日本学者森政弘于1970年提出：当仿生物体的拟人程度越来越高时，人类对其的好感度会随之上升；但当这个拟人度逼近真人，却又在关键特征上存在可被感知的偏差时，人类对它的好感度会急剧下跌，形成一个“谷底”，这就是恐怖谷。

    AI主播形象逼真，但在眼神、面部肌肉、语音语调等细节上仍有破绽，没能真正达到“与人完全一致”的程度，因而正好掉进了这个“谷底”。

    当前算法虽能合成符合大众审美的静态五官，但确实难以复刻人类视觉系统高度敏感的微动态生物信号——瞳孔的细微缩放、表情肌的协同收缩和微表情、光影随动作的自然流动，这些精密细节在技术上尚无法还原。AI微短剧偏爱小景别镜头，恰好将AI面孔的动态缺陷放大到了极致。

    观众排斥的另一关键，在于AI无法激发情感共鸣。AI“演员”本质上只是对表情符号的统计拟合，没有真实表情背后的自主神经响应，也缺乏与情境适配的心理活动。

    所以我们常常能看到，当AI主播表达灾害相关新闻，却带不出悲伤应有的身体节律；AI主角摆出“微笑”的嘴形，却缺少眼神中自然的笑意。

    从认知神经科学来看，这种“有形无神”会引发大脑的本能警报。一旦视觉系统捕捉到一张高度接近真人的面孔，又同时识别出多处不符合真实生理特征的细节，排斥与警觉便会自动触发。

    ■ 技术可以做到无限接近真人，但终究“算”不出真人

    几乎所有AI相关内容产业，想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都是如何跨过“恐怖谷”，但这一步显然比预想中难得多。

    刘书亮指出，这个难点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

    第一个层面是技术投入和资源分配的问题。他以近期比较火的一部AI剧《被裁掉的女孩》为例，女主角方桃子是单独设计过的，有鲜明的辨识度，而且迅速出圈。但其他部分小角色会让观众有点儿脸盲。对于这些配角，制作团队可能没有规划得那么细致，也似乎没有必要提前准备特别完备的素材，导致他们的长相状态都差不多。

    第二个层面是产业本身的逻辑问题。AI漫剧、AI短剧现在非常火，制作成本相对低，导致很多人一窝蜂涌进来，大家都希望能快速变现。目前我们看到的AI短剧，客观来说同质化仍然严重，套路性很强，比如“重生”“魂穿”或进入“系统”，这类剧情可复制性极高。这就带来了一个后果——部分创作团队没有用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打磨剧本、思考怎么把故事讲好。一旦图快，质量就只能被置于次要的位置了。

    第三个层面，在整个影视工业当中，做一个真人形象永远是最难的。所以像《阿凡达》系列这类视效大片其实绕开了这一点，主角形象虽然也是人的身体结构、双足站立行走，但它们是以一种野兽般的面孔呈现的，不完全像人，这样的话，达到影视工业要求的门槛反而会低很多。但要把一个形象做到接近真实的人，三维建模师、绑定师、动画师恐怕都需要更有耐心，付出更多时间成本。

    技术可以模拟神态、拼接情绪、批量产出故事框架，却难以真正拥有肉身亲历的感知，也无法复刻人在现实境遇里的复杂体察与价值判断。

    这种区分放到传播领域尤为鲜明。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公众始终保有一份朴素期待：新闻报道需要真实的人抵达现场完成采访，需要真人主播完成播报呈现，即便会有语气顿挫、临场瑕疵这类不完美的表达，来自真实个体的在场感，依旧无可替代。

    AI可以承担资讯整理、素材加工等辅助性工作，提升生产效率，却无法完成对现场的亲身抵达，难以捕捉人与人对话间微妙的情绪流动，更不能独立承担事实核查、伦理取舍这些核心工作。

    技术可以无限逼近“像真人”，但真人背后所承载的亲历、共情、责任与人文温度，依旧是算法算不出来的部分。

    【访谈】

    AI短剧排队上线，观众只当是快餐

    ■ 人们明知动画形象是虚构，仍会被打动

    读+：在您看来，人们在“AI倦怠”中倦怠的是什么？

    刘书亮：“AI倦怠”这个概念本身很有意思，值得更广泛地流通。我认为倦怠的根源可能还是审美疲劳、过度重复了吧。

    AI图片与视频生成的模型在被开发和训练时，本身就内在地带有某种风格偏好。如果你不刻意干预，默认让AI生成一个人的形象，它常常会倾向于某类长相，形成一种“AI脸”，这在那些成本不高的AI短剧里特别明显。这种高度同质化的视觉呈现，让观众觉得看来看去都是同一张脸，大量的重复当然会倦怠。

    这种重复还会让我想起弗洛伊德写过那篇叫《论怪怖》的文章。文章指出，原本毫无特殊意义的数字，当它不受控制地反复出现，就会唤起“怪怖”的感受：寄存外套拿到62号牌，不觉得奇怪；船舱号恰好也是62，也无所谓。但倘若一天之内接连不断碰到62——门牌、酒店房间、车厢到处都出现这个数字，原本普通的数字就带上宿命、隐秘预兆的色彩。

    AI生成的形象跟这种感觉很像，那种“我怎么总是反复遇见同一张面孔”的体验，恰恰就是弗洛伊德描述的那种“怪怖”感。或许这不只是看腻了那么简单，而是可以阐释为一种对大量雷同、有面孔却无灵魂、无限增殖和复制的仿人形象更底层的本能抵触。

    读+：为什么我们对“像人”的AI如此敏感，却对动画人物、卡通形象毫无违和感？

    刘书亮：动画角色和卡通形象通常借助夸张、变形等风格化手法绘制和塑造，从造型上就主动与真人划清界限——动画创作者们也都乐于说自己不是在复刻现实，而是创造世界。这样，观众从一开始就不会把它们当作现实中的人物形象去理解，而是当作一种艺术化的虚构存在者。这种区分感让观众不会拿真人的标准去审视它们，反倒不会产生恐惧或不适。

    而AI主播相反，它是按照仿真人的方式去塑造的，力图逼近真人的面貌和神态。这时候观众就会自动以真人为参照系，用现实经验去衡量它的每一个细节。一旦它做得不够逼真、不够自然，那些细微的破绽就会让人产生“这个东西明明像人却又不是人”的割裂感。

    读+：如今不少国产动画，例如《八仙！》《哪吒》这类神话IP动画，即便AI并未主导内容创作，作品依旧收获很高热度。结合虚拟角色的接受心理来看，为什么神话类动画形象，很容易让观众投入情感、愿意主动延展角色故事？

    刘书亮：这个问题可以借用我书里的核心概念“后台幻觉”来解释。当然它还有一个前置概念，即“后台想象”。我先解释一下这两个概念的微妙区别。

    “后台想象”是指观众在看一部作品时，会不自觉地去脑补这个角色在作品之外的经历和生活——就拿《猫和老鼠》来举例吧。汤姆猫在遇到杰瑞这个死对头之前正在做什么，或者如果杰瑞不再欺负它，它每天在自己的猫窝里又会琢磨些什么？我们甚至会撰写这些角色的故事，或者想象他们在其他情境下的故事。这是观众主动参与的一种心理活动。

    而如果我们把“后台幻觉”这个词的使用方法严格做一下限定的话，它其实是在后台想象的基础上加了一个否定性的判断。具体来说，我们陷入了一个微妙的矛盾：我被这些虚拟的角色所触动，当角色受苦的时候我也会揪心；然而同时我又很清楚那是假的。汤姆猫天天被欺负，但我们会认为那是喜剧动画，因为在动画里没有一只真正的猫受到过伤害。

    回到《八仙！》和《哪吒》这个议题。这些形象大家本身就熟知，他们本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而非真实的历史人物，观众对他们的想象和改编就来自一种典型后台幻觉的驱动。创作者对他们的人生履历进行不断地重新书写，他们不为人知的一面：譬如“八仙”在成为神仙之前各自是些什么人，具体有哪些羁绊；哪吒在封神之外还有哪些经历……观众会主动去想象这些角色在已有故事之外的样子。

    其实，动画媒介本身就是基于后台幻觉的媒介，我提出这个概念最初的目标正是为了讨论动画媒介或者虚拟角色消费的独特性。观众欣赏任何动画作品之时，已经知道角色是假的——这种虚假性并不是某种贬义的、单向度的价值判断，因为动画的虚假反而打开了更大的想象空间。

    ■ 内容可以批量生产，生命体验因此愈发珍贵

    读+：AI短剧成本低，拍摄周期短，相比之下，真人短剧拍摄量大幅下降。有人说这是技术进步，有人说这是劣币驱逐良币。当AI可以无限量生产内容的时候，创作本身会不会贬值？

    刘书亮：首先得承认，AI短剧的成本低、周期短，这种快节奏确实让平台的逻辑运行得更顺畅了。现在的短剧平台，更新频率非常快，大量内容排着队上线。消费者也把短剧当成一种快速消费品，每集一分钟，一个多小时就看完，大概是一部电影的时长。平台为了保证用户有足够的内容可看，需要大量内容来填充，AI最适合干这种事儿了，天然契合了这种需求。

    但这里面有一个值得警惕的问题，就是平台的逻辑未必是唯一正确和理想的逻辑。如果用制作10部低成本AI短剧的钱，合在一起做1部高品质的、更有艺术追求和野心的AI短剧，这显然对平台的快速更新是不利的。

    有艺术追求的内容，或许都需要让创作节奏慢下来，无论你是用真人拍摄、传统的动画流程还是今天的AI，打磨内容、思考内容的工夫肯定少不了。

    快工确实很难做出特别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按照目前的技术条件和产业环境，我们其实还做不到“既要又要”——既要极快的生产速度，又要高质量的艺术水准。

    归根到底，创作的品质不取决于你用的手段是AI还是真人，而在于创作者自己清楚要做什么、面对的是什么人。AI可以是工具，可以提速，但它不能替代人自己的思考。如果一味追求快、追求数量，让平台的逻辑替代了创作的逻辑，那创作本身确实会面临某种贬值。这并不是技术带来的必然结果，而是人的价值选择。

    读+：游本昌、唐国强、王祖贤等演员陆续授权了自己的AI肖像。另一边，横店开机量下滑，不少年轻演员反映无戏可拍。您怎么看待这种分化？

    刘书亮：这里面的情况蛮复杂的。

    首先，像游本昌、唐国强、王祖贤等演员授权自己的AI肖像，这个文化现象的独特性在于，他们身上承载着一种文化记忆。以王祖贤为例，大家通过AI重新在影像中看到她“颜值鼎盛期”的样子，这是一种技术带来的怀旧景观。

    这跟横店开机量下滑、年轻演员无戏可拍之间有没有直接关系呢？我认为它们之间并没有因果关系。愿意消费这种“AI版真人演员”的人群，和喜欢这个演员自身的人群，我认为仍然存在区别。

    真人的身体是唯一的，任何一位明星的真身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世界上的多个地方。动画形象、虚拟形象却可以，迪士尼的米奇或玲娜贝儿可以同时出现在上海、香港和东京的迪士尼乐园。玲娜贝儿的粉丝会默认这个特殊的多人扮演规则。

    真人偶像粉丝的消费逻辑是“我要明星本人”，他/她的无限复制品只是代偿，但肯定不足够。

    我认为AI短剧和真人演员所服务的受众，消费的核心诉求其实就不一样。

    读+：在您看来，作为创作者应该坚守怎样的追求？

    刘书亮：这个问题我专门考虑过，也喜欢在课上和学生讨论。目前大家都很焦虑，担心以后工作会被取代。我觉得需要区分一下两件事：工作岗位被取代，和你自己被取代，这是两件事。

    我经常跟学生讲的一个例子是：假设我是一家淘宝店的老板，网页顶部需要一张图片，我需要它好看就行。那么，我完全可以让AI给我生成10张图，我挑一张最喜欢的抓来用就行了。如果找一个人来画，需要沟通需求，等一周给初稿，不满意再改一周……时间成本太高了。所以，如果我是这家店的老板，我一定选AI。

    通过这个例子，我想告诉学生的是，艺术非常重要，但并非每个人都需要艺术，或者对于大家来说不是所有场合都需要艺术。如果你是创作者，那么应该有创作野心——这种野心在于“我需要我的作品真的是我做的”。

    也许五年后，豆包也能写一本有关虚拟角色消费的学术专著，比我这本还要好得多，那我也会乐于去读，甚至欣赏它带给我的观点冲击。但区别在于，那本书是它创作的，而这本书是我创作的，这些想法是我一点一点琢磨出来的。这个琢磨的结果，不一定完美，但我享受这个过程。所以无论是写作还是画画，我的自我修炼和切身体验是不可替代的。

    AI不能替你经历生活，不能替你感受痛苦与狂喜，更不能替你做出你自己的审美判断。AI可以高效完成生产环节，却无法复刻创作者独有的生命体验与精神求索。

    ■ 真实与虚构不再泾渭分明，二者渗透缠绕

    读+：从虚拟偶像到AI数字人再到赛博生命，真实和虚拟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了。我们该怎么理解“真实”这个词？

    刘书亮：我认为没办法一刀切地判断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不同的人，对真实和虚假的理解不同。

    普通观众看动画、追虚拟偶像的时候，会暂时搁置“这是假的”这个念头，不影响自己投入情感；有些人始终清醒地保持距离，觉得既然是假的，何必当真，这种人往往很难入戏；有些人则完全沉浸在角色是“真实”的幻觉里，情感上深信不疑。

    你会发现，对这个人来说很真实的东西，对另一个人来说可能就很虚假。

    比如文化产品“初音未来”，她最初只是一段代码、一个音源库，如今却能在万人体育场开演唱会，让无数粉丝为之呐喊落泪。

    比如你说的不少演员把肖像权、声音数据授权给AI公司，允许AI生成基于自身形象的虚拟分身，用于影视剧拍摄或商业代言——这个“数字分身”到底算演员本人，还是一件授权商品？真真假假混在一起，已无法拆分。而观众，正是带着这种混杂的认知去欣赏这一切的。

    读+：您提出了一个超前的观点：AI是一种正在成形的“硅基生命”。AI是“生命”是一种比喻还是判断？

    刘书亮：这个判断的一个重点词是“正在成形”。这个观点不仅仅是一个比喻，更接近于一个严肃的判断。我说的“生命”不是指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而是广义上的，一种存在于世的某种特殊类型的行动者或行动体。

    我刚才谈到虚拟形象消费的时候说过，每个角色都有我们想象中的它的“后台”。我们作为观众，会去想象这个角色的更多经历。那么AI呢？当我们和豆包这样的AI聊天、提问甚至和它吵架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当我没有和它对话的时候，它在做什么？它在闲置的时候会自己寻找资料吗？会自己挑一本书来读吗？还是有某种自己的娱乐方式？

    当然，这个问题确实是面向未来的，而不是现在。目前的AI大语言模型，从狭义上讲并不具备我们今天意义上真正的“思考”能力，所以今天的豆包只有一个“假后台”。但AI发展太快了，今年用的模型和去年这时候相比，能力已经提升了很多。

    如果我们总是强调“AI只是工具”，会很容易执着于“我们要驾驭它、控制它”的想法。基于这个理由，我在书里引入了“后人类主义”的视角。后人类主义当然是一个复杂的学术场域，但总体要旨是摒弃盲目乐观的人类中心主义。随着AI变得越来越智能、越来越复杂，它很可能会涌现出自己的“真后台”。也许我们应该与之共处，人机协同，不是谁主导谁、谁控制谁，而是一种双向的启发与共进：人类赋予AI以价值方向，AI回馈人类以思维延展。我们既不必放弃人的主体性，也不必排斥技术的他者性，这种彼此尊重、彼此激发的动态平衡，才可能孕育出更具韧性与温度的智能未来。

    如果我们放弃百分之百控制AI的执念，采用后人类主义式的思考方式，那么我们对AI的想象方式可能会更加从容，也更接近它可能正在成形的那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