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以”：冲得出撑得住带得动

    □ 长江日报驻京记者柯丽芬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苏剑曾参与国务院召开的经济形势座谈会，长期从事宏观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研究，在供给管理、宏观调控体系等领域有深厚造诣。昨日，他接受了长江日报记者专访。

    苏剑认为，“三个以”解决的是“在哪里干”的问题，它回答的是创新从哪里突破、动力从哪里来、成果往哪里去。

    “六个创新”解决的是“怎么干”的问题，它把创新从单一的科技投入变成供给、需求、市场环境三个维度的系统工程——科技造、产业用、金融养、区域扩、开放联、治理护。

    合起来，前者是一张空间地图，后者是一套操作方法。两者共同回答的是同一个问题：如何让武汉从一个科教资源密集的城市，变成一个创新活动自发生长的城市。

    ■ 武汉创新定位正悄然跃升

    记者：“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是国家赋予湖北的战略使命。乘着“十五五”开局之势，湖北与武汉在国家区域战略版图中的角色定位，正经历着怎样的能级跃升与重塑？

    苏剑：对于全国大局而言，湖北的价值在于支点——东部的技术、资本、市场通过它向中西部传导，中西部的要素、需求通过它接入全国统一大市场。

    “十五五”开局起步之际，武汉的创新定位正悄然跃升：从“支撑中部”到“引领中部”，一词之变，折射出武汉区域科创中心使命的系统升级；从“辐射全国”到“融入世界”，则标志着这座城市正由区域枢纽向全球创新网络的关键节点加速迈进。

    记者：在您看来，“三个以”的布局具有怎样的科学性、合理性？是否构成有效的“增长极”传导链条？

    苏剑：增长极理论要求三个条件：有推进型产业作为极核、有足够的极化能力集聚要素、有畅通的扩散通道向外围传导。

    “三个以”恰好对应这三个条件——光谷是极核，科创中心是极化的制度和功能平台，人口超3000万的武汉都市圈是扩散的地理通道。

    这个链条在设计上是完整的。

    “主链在武汉、配套在都市圈”的方向是对的，前提是让都市圈城市承接的是有利可图的环节，从被动承接变成主动共建。

    记者：如何看待“三个以”之间的关系？

    苏剑：“三个以”之间的关系与“R&D（研发）投入—TFP（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区域扩散”的增长传导模型有相似之处，但更准确地说，是内生增长模型与新经济地理模型的结合。光谷承担的是知识生产，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把知识变成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武汉都市圈则是集聚与扩散的空间实现。

    需要强调的是，这三个环节不是线性的，而是循环的：武汉都市圈的产业化反馈市场信号，反过来决定光谷研发的方向。

    记者：如果把光谷视为“先导”或“尖兵”、区域科创中心视为“核心引擎”、都市圈视为“重要载体”，“先导—核心引擎—重要载体”的递进逻辑在经济学上如何解释？

    苏剑：这个递进逻辑的合理性在于风险与规模的匹配。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都有高失败率，让一个小范围的“尖兵”先行试错，可以把失败成本控制在最小范围，这是期权价值的逻辑——小成本买一个未来可能放大的选择权。

    “核心引擎”承担的是把试错成功的模式标准化、制度化，形成可复制的能力，这是学习曲线的逻辑。

    “重要载体”承担的是规模化，只有在制度和技术都验证过之后，大规模投入才是有效率的，这是规模经济的逻辑。

    三层递进的实质，是让不同风险等级的活动在不同规模的空间上进行，避免用全域的资源去承担探路者的风险。用通俗的话讲，就是一个要冲得出、一个要撑得住、一个要带得动。

    ■ 避免“追赶者陷阱”，要做不同的武汉

    记者：我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进成渝地区、武汉、西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武汉的“比较优势”和“路径依赖”分别是什么？

    苏剑：武汉的比较优势有三个：

    一是科教资源密度；

    二是区位和市场半径；

    三是要素成本，土地、人力、生活成本相对京沪深仍有明显优势，对初创企业和青年人才有真实吸引力。

    记者：武汉如何避免“追赶者陷阱”？

    苏剑：“追赶者陷阱”的本质，是用别人的赛道和别人的标准定义自己的成功，永远处于跟随位置。避免它有三个要点：

    第一，不在所有领域追赶，而是在少数几个已有基础的领域寻求定义赛道的机会，光谷已经形成“光芯屏端网”的完整生态，湖北光电子信息产业规模已突破万亿元，这是武汉少有的可以参与制定标准的领域；

    第二，把追赶对象从“技术前沿”转向“市场需求”，中部和中西部有独特的应用场景，围绕本地场景解决问题，反而可能产生沿海没有的创新；

    第三，利用后发者的制度优势，沿海地区有很多既得利益格局和制度沉淀，武汉在成果转化、国资管理等领域可以做更彻底的改革，用制度优势弥补技术差距。

    一句话，不要做更便宜的深圳，要做不同的武汉。

    记者：您曾提出“以产品创新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是摆脱经济困境的关键”。对武汉而言，在光电子信息、生命健康等优势领域，是应该追求“从0到1”的原始创新，还是“从1到N”的产业化突破？两者如何平衡？

    苏剑：我一贯认为产品创新是摆脱经济困境的关键，而产品创新本身就横跨了这两端。对武汉而言，不应做“二选一”，而应做“分领域配置”。

    在光电子信息领域，武汉已经形成“左光右存”的存量优势，长江存储、长飞光纤、光迅科技等企业已站到行业前列，应当追求“从0到1”，争取在光通信、存储芯片等方向产生原始创新和标准话语权，因为这个领域跟随者没有出路。

    在生命健康领域，全球前沿距离尚远，短期内更现实的是“从1到N”，依托临床资源和制造能力做产业化突破，先形成规模和现金流，再反哺基础研究。

    平衡的机制是让“1到N”的产业化收益成为“0到1”的资金来源，而不是让两者争夺同一笔财政投入。只投“0到1”容易脱离市场，只投“1到N”会重新陷入“追赶者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