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可以”到“我不想”

    □ 刘洪波

    近年，围绕韩炳哲“绩效社会”的讨论可以说蔚为大观，福柯的“规训社会”似乎已经过时，至少作为学术热点是这样。

    其实，规训社会也好，绩效社会也好，应该都只是资本体制中资本治理的技术，它需要治理对象的配合才能发挥作用。而治理对象去配合规训或者绩效的内在驱动，在于“自我实现”，其中消费主义是自我实现的重要体现。

    规训或者绩效，都是效率主义的技术马甲。它们也都实现了对时间的全部整合，包括生活的时间与生产的时间，时间计量成为“经济度量单位”，也成为“道德度量单位”。

    不过，规训的技术通过“纪律性”来实现普遍的组织，它是一种外在的否定性暴力，让你不能不接受；而绩效社会是通过“激励”来调动主动融入整体结构的状态，它是一种自身的肯定性暴力，让你对自己要求高一点、状态好一点。

    从资本体制的现状来说，我们不能说这两者相互排斥。规训并没有退场，它仍在起到基础性作用，或者说它仍然是资本体制的“保底”措施。但在很多时候，人们也确实已被塑造成优绩主义的信众，成为一个个绩效主体。

    绩效主体不仅是绩效考核的接受者，而且是优绩主义的拥趸，相信依靠自身绩效的提升，可以创造个人幸福。人们既相信机器开得快一些，就可以使每个人生活更美好，从而都去适应机器；也相信自己跑过其他人，就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本质上，这也就是人们把自己和他人都视同效率机器，完成了对人的“机器化”视角转换。

    绩效主体的成功打造，营造了一种从“你不准”到“我能够”的主动精神。人们主动寻求“心灵鸡汤”“励志故事”，自我激励，自求出路，自己加压，为了在绩效竞赛中先拔头筹。

    绩效主体创造了一种“自我剥削”的劳碌景象。不再是“要我干”，而是“我要干”，主动加班，主动“充电”，主动考证，主动上进。绩效竞争的对象既是特别的、具体的，同事、同学，坐在同一间办公室、奔忙在同一个展销会；又是普遍的、抽象的，整个社会竞争者无处不在。

    人们为什么要成为一个个绩效主体呢？优绩主义固然通过高分评价使人产生荣耀感，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它允诺了一个“通过优绩赢得幸福与自由”的前景，优绩不是目的，个人幸福与自由才是目的。而个人幸福与自由的标志是什么呢？那就是消费选择的丰富性、消费档次的提升。

    至于时间，人所共知，它不是目标，因为优绩主义作为效率主义的极致状态，是不主张时间不用于创造价值的，空的时间属于浪费。消费主义其实与“工作主义”一体，工作时间用于创造价值，自由时间用于消费，消费是为自己创造情绪价值、为资本创造经济价值。

    数字技术为绩效竞争添加了强大的动力。它带来了绩效无上限的梦幻，海量数据、光纤通讯、高速运算、机器智能，一方面刺激人面临被机器压制的不甘，显示“人有人的用处”；一方面让人与人的竞争更加简明，“智力的重要性体现在谁更会提问”，从而益加增进智力优越论者的骄傲。

    平台经济以低概率的成功者塑造“人人可以靠流量富裕”的假象。数字时间、平台操控、姿态传感、眼球追踪、面部扫描、情感分析、自动应答、文图生成、视频制造、多模态分析等等，同样在发挥着两面性：一方面，它以数量繁多的标准化结果适配了快速获取的心理，消除了人们的耐心；另一方面，机器的“数智革命”及其社会化使用，可能也在开启人的“数愚化”进程，人们因时间挤压而进入一个功能性退化的大脑闲置状态。

    人的时间不再主要用于人与人的交往，而是更多被人机界面占据，被人机互动吸纳。这样就生产了更多的数据，数据幻觉不只是因为数据投毒、对话欺骗而形成，也因为真实而不具意义内涵的人机互动产生。绩效的获得更多依靠数字过程，导致一个“数滚数”的资产增值模式，就像金融资本“利滚利”一般。

    极致内卷成为优绩主义的必然倾向，最终触发优绩主义的梦醒。时间、身体和精神的消耗逼近极限，可能创造出它的反面，绩效主体崩溃，优绩主义不再能给自我打气输血，“我可以”“我能”“我行”坍塌为“我不想”“我不愿”“我不行”。

    绩效主体的崩溃不是自主主体的回归，而是主体的另一种异化，它表明“规训社会制造疯人和罪犯，绩效社会生产抑郁症和厌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