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倡议建立中国博士后制度

    □ 刘连军

    【编者按】 今年是李政道先生百年诞辰。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李政道与中国科学》收录了33篇与李政道有过亲身交往的科学家、学者、家人亲笔撰写的文章，勾勒出李政道的卓越智慧、家国情怀，以及他对中国科技教育事业的贡献。在此摘编书中《李政道先生和中国博士后制度》一篇，标题有改动；作者刘连军，曾任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副主任。

    ■ 创设“中美联合物理考试”，选拔近千才俊

    在中国实行博士后制度是一个新事物，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中国的博士后制度是经李政道先生建议，邓小平同志亲自决策而建立起来的”。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百废待兴，人才为先。一方面恢复高考，加速国内的人才培养；另一方面，开始向发达国家派出留学生。由于当时国内人均收入很低，根本不可能自筹经费出国留学，所有派出的留学生均为国家公费派出。

    国门初开，无论是政府、大学还是个人，没有任何与发达国家学校沟通的渠道。那时，中国也没有托福、GRE这样的水平考试，不仅中国不了解外国，而且，外国也不了解中国的教育水平。所以，中国派出的留学生很难进入发达国家的一流大学，从而使中国花费的珍贵外汇使用效率很低。

    李政道先生看到这种情况，非常着急。于是他给美国排名前50名的大学物理学院院长写信表示，中国有一批年轻优秀人才，考虑到目前中国的特殊情况，建议采取一种特殊的入学考试方法，即专业考试由美国高校出题，英语考试由中国方面出题。通过这个考试，使中国的留学生可以进入美国的一流大学做研究生，费用由美国大学奖学金解决。

    这个建议得到了美国大学的积极响应，这个项目被称为“中美联合物理考试”（CUSPEA）。从1979年至1989年十年间，从中国选派了915名青年优秀学者进入美国一流大学物理学院做博士研究生。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个项目对提高中国留学生派出质量起到了很大作用。

    随着这个项目的影响逐步扩大，又有另一种担心被提出来了。由于当时中、美两国各方面差距太大，这些学生毕业后还能顺利回到中国吗？如何吸引这些优秀留学人才回国，又成为李先生着急的下一个问题。

    ■ 优秀学子“送出去”了，如何把他们“引回来”

    当时，如何吸引这些留学生回国，除了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和生活差距问题，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留学生回国如何安置工作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好，一方面对后面毕业的留学生有不好的影响，另一方面也造成人才浪费。

    如何能做到人尽其才呢？那就要使人才能够自由流动，最终找到最适合的位置。但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主要有两个问题解决不了，一是人事制度问题，一是生活保障问题。

    当时设想的目标是，让这些留学生回国后，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自由地挑选专业和工作单位。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打破当时的人事制度和生活保障制度。为达到这个目标，李政道先生大胆、前瞻地设想，引进国外的博士后制度，以解决留学生回国安置，以及人才流动问题。

    “博士后”这个词，在当时国内基本上没人听说过，更不知道如何运作，而且也没有实行博士后制度的迫切性。1983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自己培养的第一批18名博士刚刚毕业，视作掌上明珠，还没有考虑博士后问题。

    1983年和1984年，李先生先后给中央领导和政府有关部门递交了在中国实施博士后制度的具体方案。在方案中，除了对博士后制度在科研和人才培养方面的作用进行了说明，还对一些具体做法——机构设置、人事制度、培育方式、经费、生活和住房保障等，有了具体设想。目前，中国博士后制度的运行机制，比如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称呼，很多是在李先生的方案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1984年5月，邓小平同志在北京接见了李政道先生，专门就在中国实行博士后制度进行了会谈。小平同志在听取了李先生的介绍后说：“这个方法很好，我赞成。培养和使用相结合，在使用中培养，培养和使用中发现更高级的人才。这是一个好的方法，成百成千的流动站成为制度，是培育使用科技人才的制度。”

    1985年7月，国务院批转了国家科委、教育部、中国科学院关于试办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报告的通知，在中国开始实施博士后制度。

    ■ 一个博士后家庭，需要二十多种介绍信

    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员流动主要受三方面问题的困扰，人事制度、生活配给制度和农村、城镇两分的户口制度。

    当时，如果用人单位不允许人员流动，不开具人员流动介绍信，个人是流动不了的。越是骨干人才，用人单位越是不放，还会以没收单位住房相威胁。

    另外，当时城镇居民实行生活物资配给制，任何生活用品都需要票证才可以购买，光有钱还不行。记得那时一个博士后和他的配偶、子女，从入站到出站，需要二十多种介绍信，户籍、粮食、副食、配偶工作、孩子入学、入托，连冬天取暖的煤炭都需要介绍信，缺一不可。

    而这些问题的解决，由不同的政府部门管理，比如公安部、粮食部、商业部、教育部、轻工部、地方政府等等。但是让这些部门为博士后开绿灯并不容易。所以，为推动博士后制度顺利开展，成立了一个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由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组成，以利于协调工作。尽管如此，要得到有关部门的支持也是相当困难的。这些部门的具体工作人员根本就没听说过博士后这个词。博士后这个位置在当时中国的人事制度中也没有相对应的名词。所以，对各有关部门的解释工作相当困难，每到一个部门，都要从博士后是什么讲起，它的意义，长远作用等反复介绍，但依然困难重重。

    李先生对博士后工作的进展情况非常关心，他不仅担任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顾问，每年回国都亲自参加全国博士后管委会的会议，听取进展情况，特别关心遇到的困难。比如财政问题、户籍问题、子女上学问题等。他都主动找有关部门的主要领导同志去沟通，有时是写信，有时是亲自上门沟通。记得当时因为博士后公寓建设经费迟迟未落实，李先生亲自去找当时担任原国家计委主任的邹家华同志去沟通，很快落实了博士后公寓的建设经费。

    博士后科研经费不足，李先生又建议成立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当时由于社会上各种基金会鱼龙混杂，国家清理整顿，不再审批基金会申请。李先生又亲自去找中国人民银行常务副行长刘鸿儒同志去沟通，使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顺利被批准，小平同志还亲自题写了会名。李先生还担任了基金会的名誉理事长，为基金的募集奔走。应该说，博士后制度这一舶来品，能够在中国扎下根，逐步发展起来，没有李先生的建议和持续不断的扶持，那是不可能的。

    ■ 防止学术近亲繁殖，他有先见之明

    1985年11月，全国博士后管委会批准，在全国73个单位设立102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标志着我国博士后工作正式启动。

    李先生亲力亲为，参加每一次全国博士后管委会会议，事无巨细，都耐心地加以指导和解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基础科学和防止学术近亲繁殖问题格外重视。

    当时百废待兴，一些工程类人才问题迫在眉睫。但李先生认为，中国这么一个大国，要想发展有后劲儿，必须从长远着眼，必须对基础科学加以重视。1985年第一批批准的102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基础学科占了三分之二，接下来几年进站的博士后人员的专业比例，也基本上保持了这样一种状态。

    防止学术近亲繁殖，在当时国内大学和科研院所是没有这个概念的，对它的危害性更是无从谈起。

    越好的学校，近亲繁殖越严重。因为，好的学校认为自己的毕业生也是最好的，只留自己的毕业生做教师和科研人员，形成了从师祖、师父到徒弟一代一代的家族式学术梯队。这种情况在当时国内大学和科研院所是相当普遍的，也被认为是正常的。所以，在当时制订《博士后管理规定》时，李先生强调，同一所大学的毕业生不能在本校做博士后，必须到其他大学去做博士后；第一站做完后，如果要做第二站博士后，必须流动到另一个设站单位。当时博士后工作主管部门、大学和科研院所都无法理解这个问题。

    比如，一位教授认为自己的一位博士生很优秀，所以，他非常希望这位博士留在身边做博士后，出站后留在自己身边工作。这从个人角度考虑是可以理解的，但从全局考虑，势必不能克服学术近亲繁殖的问题。几十年过来，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李先生的坚持是高瞻远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