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逢

    【编者按】

    在互联网里长大的“00后”，说起长征，大多能背出教科书上的时间、地点、事件、结果和意义。

    这是历史的框架，但不是全部。

    90多年前，20多万红军将士在枪林弹雨中踏上漫漫征途，他们中的大多数，没能走到终点。那些倒在长征路上的年轻人，很多比今天坐在教室里的青年学子还要小。

    只有走进历史的细节与温度，人物身上的精神力量才会呼啸而来。

    2026年6月起，长江日报联合武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发起“重逢·青年学子重走长征路”寻访活动，近200名年轻大学生奔赴长征路，追寻烈士足迹，用青春的脚步，去与90多年前同样年轻的他们重逢。

    “重逢”系列是全新的，它让我们看到“年轻人眼里的长征一代”。有人在一张年轻的旧照片前久久伫立，因为对方比自己还小；有人蹲在一座沉默的无名墓碑前，第一次掂出“牺牲”两个字的重量；有人爬上夹金山，为当年衣衫单薄的战士红了眼眶；有人走进吴起镇，为胜利会师的前夜久久感叹……一路上，学子们看到的不是“长征精神”四个字，而是与他们同龄甚至更年轻的人，在艰难和迷茫中，从未熄灭的信仰，从未停下的脚步。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不必翻雪山、过草地，但是征程中的年轻人同样有“看不清”“扛不住”“要不要算了”的时候。能否以崇高信仰、必胜信念、坚强意志走下去，红军当年答过的题，今天依然要用行动作答。

    走下去，他们就还在；走下去，就是历史中最好的重逢。

    ■ 十七棵松树前，我理解了信仰的重量

    赵伟峰［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理与信息工程学院本科生］

    那是一个寻常的下午，我来到江西省瑞金市叶坪乡黄沙村下辖的华屋村，映入眼帘的是十七棵沿着山坡排开的松树，每一棵都挂着一个写着名字的小木牌。华质彬、华钦梁、华钦材、华崇宜……17个名字，17个再也没有回来的人。

    讲解员说，20世纪30年代，华屋村只有43户人家。扩红的时候，村里把仅有的17名青年送进了红军队伍。1934年长征出发前，他们相约来到后山，每人种下一棵松树。17个人里，最年长的39岁，最小的只有15岁。他们约定：等革命胜利了一起回来看看。如果谁回不来了，活着的人要替牺牲的兄弟照顾好父母，照看好这些松树。

    松树还活着，17个人没有一个回来。

    我在那棵写有华崇宜的松树前站了很久。华崇宜当年只有15岁，放在今天，不过是名中学生。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这十七棵松树之所以被称为“信念树”，不是因为种树的人坚信自己能活着回来，而是因为他们坚信——即便自己回不来，他们所相信的那个未来也一定会来，相信这条路走得通，相信后人会替自己看到胜利的那一天。

    长征的胜利，从来不只是以活着回来的人衡量的。那些倒在路上的红军将士，共同构成了这场伟大远征的精神底色。

    在华屋村，每年清明，村民们到后山松树林祭拜；新人结婚，要到后山祭奠英烈；开学第一课，村小组织师生到松树林上课；入队、入团、入党，都要在“信念树”下宣誓。这些松树早已不是普通的树，它们是村庄的祠堂、是族谱、是活着的纪念碑。

    “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华屋村的十七棵松树，就是那团火还在燃烧的证据。我们这一代要做的，不是把这团火供起来，而是接过它，在自己的路上继续走。

    ■ 《十送红军》唱出于都河畔的深情

    王萱［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理与信息工程学院本科生］

    “一送里格红军，介支个下了山。”

    在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贡江镇长征第一渡的渡口旁，我们和当地老人一同唱起了这首《十送红军》。悠长朴素的歌声飘向贡江，瞬间把我拉回到92年前那个充满不舍与坚守的深秋。

    1934年的深秋，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色苏区陷入危局。8.6万名中央红军将士陆续集结于都河畔，即将开启一场艰苦卓绝的远征。沿河村庄家家户户把家中的门板、床板、房梁拆卸下来，扛向河岸；800多条渔船从各处河面汇集过来，有的用作浮桥基座，有的承担摆渡任务。

    年过七旬的曾大爷，抬出了给自己准备的寿材木板。红军战士再三推辞，老人却恳切地说道：“红军战士连性命都可以奉献出来，我几块棺木又算得了什么。”这是危难时刻的家国大义，更有百姓对这支革命队伍最朴素的认同。

    我又想起那首《十送红军》。歌谣里藏着送别的泪水，藏着百姓的奉献，藏着战士的决绝。军队扎根人民，人民托举革命。“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这句流传于苏区的话，字字都是滚烫的血肉真情。

    于都河畔的历史，让我对“人民”二字有了更具体的理解。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老百姓为什么对红军依依不舍、对苏维埃政府赞赏有加？因为这是人民的军队、是人民的政府，它让人民拥有了土地，改善了人民的生活。红军为什么能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壮举？因为一路上有人民的托举，老百姓自发为红军搜集情报、运送粮食。所谓军民鱼水情，其实就是双方愿意为彼此付出的深厚情感。

    走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夕阳铺满河面。当年，百姓拆下门板，为红军架起出征的浮桥；如今，现代化大桥横跨两岸，车流往来烟火兴旺。今昔对照，让我更加懂得和平的可贵。

    “恩情似海不能忘红军啊，革命成功（介支个）早归乡。”怀揣着感动，我们要将长征故事一代代地传下去。

    ■ 25岁，我们还是学子，而他牺牲在长征第一天

    肖筱（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在读）

    20岁的我，还在为论文犯愁。

    25岁的他，已是红军师长，并在长征第一天，把生命留在了突围的路上。

    时隔92年，我们平均年龄20岁出头的7个人，穿过蜿蜒的山路，来到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新田镇百石村，去与一位年轻人重逢。

    他叫洪超，是牺牲在长征路上的第一位师长。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从于都出发，踏上漫漫征途。

    10月21日上午，红四师在百石村与守敌交火，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打响。

    师长洪超亲临前线指挥，不幸被流弹击中，壮烈牺牲，年仅25岁。

    洪超是湖北黄梅人。1930年起，他历任红三军团团、师级主官，能征善战，是彭德怀麾下赫赫有名的猛将。1933年草台岗战斗，他身负重伤，永远失去了左臂，成为著名的“独臂师长”。40多年后，彭德怀元帅临终前仍反复嘱托：“不要忘记洪超，他是我们中央红军长征路上牺牲的第一个师长。”

    我们上了围栋山，重走“长征第一仗”的战壕。

    我们躬着腰，缓步穿行，不到半小时就步履沉重，汗流浃背。而92年前，红军将士从这里，一走就是二万五千里。

    洪超牺牲后，战友嘱托当地村民陈观音代为安葬。为躲避敌人搜查，只垒了一座无名土坟，不能立碑，不能留名。

    陈观音临终前再三叮嘱后人：“这座红军墓，要世代守下去，不能断，不能忘。”

    一句嘱托，一诺百年。陈家四代人，父传子，子传孙，守着一位素不相识的红军师长，守了92年。

    烈士为人民的解放献出生命，人民用近一个世纪的守护来回答。

    返程路上，一个同学说：“他牺牲在长征第一天，甚至不知道这场仗后来打赢了，不知道红军走了二万五千里，不知道新中国，不知道这片他倒下的土地变成了如今这个样子。”

    大家都沉默了。

    我想，他应该是知道的。

    那些他没能亲眼看见的日子，我们替他看见了。那些他没走完的路，我们替他走着。他倒在最前面，把路留给了身后所有的人。

    92年了。山河换了新颜，可他从未老去，永远25岁，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 没有一场胜利赢得理所当然

    金可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本科生］

    去贵州省遵义市之前，我一直觉得自己对遵义会议已经足够熟悉。“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现在回想，那时的我，把历史想得太简单了。历史没有那么多理所当然，现在看来正确无比的道路，放在当时都是充满未知的艰难探索。

    刚走进遵义会议纪念馆时，我并没有多么激动。直到走到娄山关大捷展厅时，我才第一次真正停了下来。枪炮声和呐喊声在展厅里响起，旁边的沙盘上，娄山关的地形和兵力部署被清楚地标示出来。过去在书本上看到“娄山关大捷”时，我下意识以为赢得很轻易，从未想过胜利也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遵义会议已经召开，可转机并没有立刻出现，会议后的第一仗土城战役反而出师不利。紧接着的娄山关战役，也没有因为后来进入史书而变得如履平地。遵义会议开完了，困难并没有变少，未来仍旧充满凶险，要走的路还很漫长。

    我这才意识到，拿着结果看历史，一切就会太过理所当然。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在事情发生前，没有人能准确预估结果，也正因如此，才体现出谋略之深邃、执行之果敢，才担得上“神来一笔”的评价。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以前读到这里，我认为它尽显战斗胜利后意气风发的豪迈。了解到战斗的残酷，我才读懂其中蕴藏着怎样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久经考场洗礼的我们，已经习惯于生活在存在标准答案的世界里，却忘记了红军前辈们选择的，是一条史无前例的革命探索之路。这才是“转折”两个字真正难的地方：在没有现成答案、看不到确定结果时，能不能、敢不敢从实际出发作出判断，并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和修正自己的选择。

    历史没有理所当然。我们自己的道路，同样没有标准答案。

    ■ 最熟悉的赤水，最震撼的重逢

    周渝东（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四渡赤水是长征中最著名的篇章。去重逢历史书上熟悉的四渡赤水时，我却被另一种感受震撼。

    暑期，我来到贵州习水红军游击队陈列馆。

    1935年2月20日，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向桐梓疾进。80多名干部和战士被从军委纵队中抽调出来。大部队继续向前，他们留在了黔北。领头的人叫陈宏，湖北沙市人。

    陈宏的生年没有确切记载，只知道1932年参加红军，长征出发时任中央纵队第二梯队参谋主任，1935年2月奉命组建黔北游击队。他鲜有照片和遗物，从沙市到习水的千里征程未被记载，牺牲前的遭遇也无人知晓。

    当年，长征的大部队从黔北经过，穿梭于山路之间。陈宏和80多名战士的任务，是留下阻击追兵。现在的我们当然知道红军最终会一路北上抵达陕北，可对1935年2月的陈宏而言，一切都是未知。

    “接到留下的命令，他是怎样的心情呢？有没有动摇和犹豫？”想到这里，我更加意识到“留下”的艰难。

    为了让主力走得更远，他们必须留得更久；为了把追兵拖在身后，他们必须以身犯险。

    1935年7月13日，纵队在云南威信长官司观音塘山腰遭到川军伏击。敌人占据制高点，陈宏率队向上攻取，身负重伤，被捕。史料到这里忽然变短：前一句，他还在带队冲向山顶；后一句，他已经离开了自己的队伍。陈宏被押往宜宾监禁，11月1日在宜宾就义。他在狱中的情况，如今已不为任何人知悉。

    说起长征，无人不知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关键行动。但除此之外，还有许许多多沉默的牺牲。太多的战士走向侧翼、留在后方，走进史书不易照亮的地方。

    长征的伟大，不仅在于战略成果的惊天动地，更因为有一个个陈宏这样具体的青年人，付出了所有。我们不能忘了他们，枪声已从这片土地上远去，但新的长征路上，仍有艰难处需要有人承担，仍有不显眼的岗位需要有人守住。

    铭记他们的故事，学习他们的精神，把该做的事做好，把该担的责任担起，就是今天的我们对先烈最好的回答。

    ■ 一盏马灯，照见长征中的普通群众

    郭义暄［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本科生］

    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的泽根村不大，家家户户门口挂着五星红旗。院子里坐着的一位老人指了指楼后的山坡，说马登洪的家就在上面。马登洪这个名字，我第一次见到是在纪念馆里。说明牌很简短：红军向导，当地群众，人称“马灯红”。

    马登洪是泽根村的藏族青年，家里穷，从小给土司放牛，夹金山的每道沟、每面坡他都熟。1935年红军刚来的时候，村里人都躲到山上去了。马登洪没躲，他看见红军不抢东西、不进老百姓家，就站了出来，说“我给你们带路”。

    6月的夹金山，山下热得穿单衣，山顶的雪却没到膝盖。马登洪提着自家那盏马灯走在最前头，路窄的地方，他就让战士们拉着前面人的衣角，一个跟一个。风大的时候，他把马灯揣在怀里挡风，只露出一点光。战士们就跟着那点光，一步一步往上挪。

    第二天，我动身前往夹金山，到了垭口，寒风仍裹挟着刺骨的冷意，空气稀薄，走几步便要停下来喘气。

    90多年前，战士们就是从这里翻过去的。他们穿草鞋、着单衣，雪盲了，就互相拉着走；冻僵了，就搓一搓接着走。有人坐下歇口气，就再也没站起来。

    翻越夹金山后，我来到达维会师桥。90多年前，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此会师。从带路翻山到目睹会师，马登洪一定不会想到，自己就这样见证历史、参与历史。我忽然觉得，长征不只是红军的故事，也是沿途群众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其中的历史。

    我对长征精神也有了更具体的理解。它不仅体现在战士们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中，也体现在普通群众的一次次援手与不同民族间建立起的信任里。我这才终于明白，为什么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告诉我，马登洪去世后，他的儿子在村里讲红军的故事，孙子当上了纪念馆的讲解员，曾孙这一辈成了“红领巾讲解员”。一家三代人，守着这座山，守着这些故事。

    听着这些讲述，我再次看向玻璃柜里的马灯，它已不能再像当年那样为风雪中的队伍照亮前路。但我想，只要还有人来看、还有人来听，那盏马灯就不会灭。

    ■ 我在面临选择的时候，看到他选择了“牺牲”

    曹格瑞（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我第一次看见吴焕先烈士的名字，是在一页长长的湖北籍长征英烈名单上。他1907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四角曹门村，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新县一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8月，他牺牲在长征途中，时年28岁。

    吴焕先烈士纪念馆里，一盏他曾使用过的油灯引起我的注意。资料上说，他曾借着灯光查看地图、起草文件。我不由得想象，一个20多岁的青年在微弱的灯光下研究地图，规划部队的行进路线。面对艰难局势和沉重责任，这个年轻人是否也曾感到压力与无助？

    我们这一代人也常常谈“选择”：选择学校、城市、职业和未来。但我们的选择有着更多的可能和更高的容错，有时甚至可以从头再来。而在吴焕先的年代，选择革命意味着无路可退。

    当年，他带头把自家的田地分给农民，烧掉租约、债据，也因此招致反动势力疯狂报复，家中6位亲人惨遭杀害。很难知道吴焕先在失去亲人后是否迟疑过，历史只留下此后的行动：1927年，他率领农民武装参加黄麻起义；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后，他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参与重建红二十五军，继续坚持斗争。他的行动如此坚定，以至于后人根本无从想象他内心的疼痛。

    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1935年8月21日，在甘肃泾川四坡村时突遭敌军袭击，部队被河水一分为二。吴焕先本已成功渡河，却在危急关头毅然折返回来指挥战斗，中弹牺牲，年仅28岁。此时距离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只差26天。

    读到这里，我久久无法释怀。他明明已经成功渡河，为什么非要回去呢？正是在这样的“选择”里，我开始理解长征精神为什么历经90年仍然没有褪色。为了理想信念可以忍受难以想象的艰苦，为了人民可以把个人得失放在一边，为了队伍的安危可以在最危险的时候转身迎向敌人。

    今天，我们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未来。这些被我们视作理所当然的日常，恰恰是无数英烈没有等到却无比相信的明天。

    ■ 他们距离长征胜利，只差一步

    周艾霖（海南大学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

    陕北的清晨，我们前往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的队伍沿着这些沟壑进入陕西省延安市吴起镇，结束了长征的最后一程。

    90多年前，这些战士大多20岁出头，他们跋涉到陕北，经历了大大小小数百场战役，翻了雪山过了草地，走完了最艰险的路，却倒在了胜利前夜。

    在“切尾巴”战役专题展区，锈迹斑斑的马刀、残缺的军号和泛黄的电报稿把我们带回了1935年10月的吴起镇。10月21日，战斗全面打响。红军采用分块切割、相机包围的战术，步兵追着骑兵打，其中就有第二纵队第十大队的大队长黄珍。

    黄珍是湖北省阳新县人，1928年入党，1930年参加红军，历经战火考验，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踏上长征路。在吴起镇，黄珍率第十大队冲在了最前面，不幸牺牲。同他一起牺牲的，还有多位红军指战员。

    讲解员轻声说道：“他们距离长征胜利，只差一步。”

    “是啊，只差一步。”越是接近终点，越容易出现退缩让步的心理，可黄珍等人偏偏冲锋在了队伍的最前面。这时候，我才终于明白什么叫“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这是只有红军才拥有的坚强品质，只要是为了民族利益和革命事业，没有谁会计较个人得失。

    长征已是历史，但长征精神永不过时。每当我们遇到挫折、感到疲惫，都可以从先烈的事迹中汲取精神养分。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奋斗的价值，就在于过程中自己付出了多大努力。

    我不自觉地握紧了手里的土：要把土带回去，把故事带回去，把90多年前那些年轻的生命所坚守的信念带回去。

    ■ 长征精神也写在跨越世纪的守护中

    黄心妍（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本科生）

    踏上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阳湖坪街道的土地，澧水缓缓流淌，仿佛还回荡着90多年前红二、红六军团抢渡澧水时的枪炮声。

    1935年11月，红二、红六军团开始长征，澧水是横亘在他们面前的第一道天险。对岸碉堡林立，船只尽数被敌人收缴，国民党军队凭借江河屏障布下严密封锁。红十七师四十九团团长王烈临危受命，担当抢渡澧水的先遣任务。

    初次强渡受挫，王烈迅速调整战术，筹备发起第二次强攻。他把指挥任务交给政委，自己身先士卒，不幸被敌人击中，永远留在了澧水之畔。作为红二方面军长征中牺牲的第一位团长，他只有23岁。

    23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他甘愿将自己暴露在枪林弹雨之下。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坚毅，“功成不必在我”的担当，感人至深又令人心痛不已。

    走访周家坊村的时候，当地村支书再次向我们讲起了王烈烈士的往事。当年战斗结束，乡亲们一直记挂着这位红军战士，却由于白色恐怖笼罩四野，不敢大肆操办葬礼，只能悄悄行动，自发收殓烈士的遗体，把他安葬在渡口旁的山坡上。

    岁月流转，战火硝烟早已消散，可周家坊村民对烈士墓地的守护却代代相传，持续至今。站在王烈烈士墓前，石碑上鲜红的五角星格外醒目。我们俯身清理墓周的杂草，望着这静卧山野的坟茔，万千感触漫上心头。在那个危机四伏的年代，百姓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守护红军烈士的遗骸。这份沉甸甸的军民鱼水情，正是长征精神无比动人之处。

    山河铭记，百姓不忘。村民跨越世纪的默默守护，是人民群众最质朴的敬意。长征精神不只写在书本文字里，还刻在山野的烈士墓碑上，流传在老百姓代代相传的故事里。

    ■ 无名不等于忘记

    张朋（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本科生）

    我的家乡是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那里有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最后出发地——茨岩塘。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的最后一支长征队伍就是从这里出发的。

    12月8日，红十八师完成掩护主力任务，从茨岩塘突围，成为最后一支长征的红军部队。湖北宣恩紧邻茨岩塘，当年有大量湖北宣恩籍青年就地参军，随部队征战。

    长大后我来到武汉求学，偶然得知湖北宣恩青年李德安曾在茨岩塘浴血奋战、以身殉国，却由于战争条件的艰苦，遗体未能送回湖北故土，只能就地安葬。我希望借着回家的机会，寻访这位先烈。

    我先后走访了本地烈士陵园和红军烈士陵园，却始终没有找到李德安的名字，于是走进茨岩塘红色革命博物馆，向管理员询问李德安烈士的安葬信息。他告诉我，陵园集中安葬、立碑纪念的，均为有史料记载、籍贯可考、遗骸留存本地的龙山籍烈士。许多当年随军转战至此、战斗牺牲的红军战士，因时局动荡、史料缺失、遗骸难寻，最终没能拥有一方墓碑，李德安烈士或许便是其中之一。

    沮丧之时，当地人告诉我，后山深处有一处老陵园，是早年红军将士的安葬旧址，或许留有无名英烈的遗迹。我踏着崎岖的山路向上攀登，历经一番辗转，终于抵达后山陵园。陵园静谧，没有整齐林立的墓碑，没有清晰镌刻的姓名。整片山野之间，唯有一座高大肃穆的无字碑静静矗立，独守青山。

    面前的这座无字碑恐怕也不是李德安的墓，却是万千无名英雄的归宿。李德安是许许多多烈士的缩影，他们的故事无人知晓，身后没有墓碑甚至没有姓名，唯有一腔赤诚热血，保佑山河无恙、家国安宁。

    此次寻访，我终究没能找到李德安烈士的墓碑。无名不等于没有价值。我会永远记得，在家乡的某处，长眠着一位叫李德安的宣恩青年，为保卫我的家乡献出了所有。

    策划：鲁珊 丁凡 姜修翔

    统筹：刘帅 刘家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