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灯一照二十年

    □ 李修文    

    2009年深秋的一个夜晚，我在陕北佳县的黄河岸边乘上了一条运煤船，前往对岸的山西临县。船行到一半，因为柴油机熄火，满船的人不得不在黄河上苦熬了整整一夜。然而，正是这一夜苦熬，我才得以遭遇了一桩莫大的机缘：跟我坐船同行的，竟然还有一个来自湖北的汉剧戏班。当此天高地远、寸步难行之时，却有乡音阵阵入耳，又叫人怎不鼻酸眼热？攀谈之后，我才得知，这戏班，之前其实是一家正经剧团；剧团改制之后，他们一路北上，沿着北中国的煤炭带开始了谋生之旅——这些产煤的集镇和矿区，一边正在迅速地积攒着财富，一边还需要戏。

    这一晚，天寒地冻，朔风几乎掀翻运煤船。为了御寒，戏班的人们唱起了戏。多年之后，我仍一直记得，有两个武生，在煤堆与煤堆之间对打了起来，他们忽而上下腾跃，忽而点扎探刺，几乎拼尽了力气，乃至是性命。却原来，几天前，其中一个武生，在佳县县城里唱戏的时候，被一只正在邻近处卖艺的猴子抓伤了；悲从中来之后，他决心不再往北走，而是要回到南方去，到了临县，他便要乘车离开戏班。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当运煤船上的对打几近无休无止，他终于踉跄着倒在了煤堆边上，却喘着气告诉所有人：他不走了，他要跟着戏班一起，一直往前走，他要看清楚，自己的一辈子，到底是什么样的一辈子，这戏班的一辈子，到底是什么样的一辈子。

    那个戏班的名字，叫“银灯”。缘由是：在过去，湖北乡下的祠堂里，祭祖时多点银灯；于唱戏的人而言，戏是祖宗，唱一回戏，便是祭一回祖宗。我并没想到的是，就在同一年，我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原伊克昭盟）的一个剧组里当跟组编剧的时候，又遇见了一个河北梆子戏班。这戏班的名字，同样叫“银灯”，一打听才知道，跟当初的那个汉剧戏班一样，他们之所以叫“银灯”，取的也是唱戏如敬神之意。也就是从那时起，“银灯照”这三个字，便十年如一日地盘踞在了我的身体里。必须承认，在无数辗转奔走的长旅上，我都想起过这三个字，无非是因为，那些戏班里的人们，不管是远在天边，还是近在咫尺，我都看得见他们，也认得清他们——在重庆奉节的剧组里，我曾亲眼看见，一个从前的武生，扮演的明明是死尸，每每中枪之后，却忍不住将剧中场景当成了戏台，非要先起势再毙命，结果当天就被赶出了剧组；在安徽凤阳的小旅馆里，我曾和一个唱淮剧的老生共居一室，这老生，隔三岔五都会梦游，在梦游中，他常常手持一套戏服，在旅馆外的河滩上四处奔走，好让自己找到一处能唱戏的地方，最终，遍寻不获之后，他也只好长吁短叹着，回到了我们的小旅馆。如果我是诚实的，我就应当承认：实际上，我就是他们，我之仓皇奔走，无非是为了重回自己白纸黑字的生涯，一如他们，上穷碧落，下行千里，不过是为了找到一座新的戏台。

    从那时候起，我便写起了小说《银灯照》，然而，却从来都没能将它完成。原因其实再简单不过：那些戏里，那些唱戏的人的命里，还没有我的命。我认得他们，然而，他们的命，却是要成为他们自己。其后的十年里，这部名叫《银灯照》的小说，始终都不肯放过我，它既像一座黑洞，时刻要将我攫取进去，又像火烧草料场之前的林冲和苦守寒窑的王宝钏一样，一直都在跟我说：要忍耐，一定要忍耐，要将那些虚弱、踟蹰和自我怀疑全都忍耐下去，再吞咽下去。直到有一天，在汉阳的归元寺里，我遇见了几个汉剧演员。此前，他们已经在温州和惠州两地唱了整整一年的戏；此番到归元寺拜佛，求的是他们的剧团早日恢复，只因为，别的剧种里，好多跟他们一样出门唱戏的人，纷纷都回到当初的剧团，重新过起了年轻时的生活。那天，从归元寺里出去，他们在一棵大槐树底下唱起了戏，不是为了谋生，仅仅是因为，当年的戏迷认出了他们：这些戏迷，是炸面窝的跟卖热干面的，是开出租的跟在码头上扛包的。难以为外人道的是，这寻常所见，却处处都在让我心惊：唱戏的人，看戏的人，无一不曾失去过从前的生活，却又无一不是硬挺着来到了此时此刻；但是，戏只要一开场，迷障便消散了，脱落也退散了，连同我在内，我们又一回拥有了失去的生活：戏里的笑与哭，戏外的人全都接得住；但凡在尘世里失去的，我们终将在戏里得到它们。

    自此，我又开始写起了这部小说。虽说一如既往，我仍是写了删、删了写，但是，不知道从哪天起，我确信，生活在这本书里的那些人，他们的命里，也有了我的命——为了将它写出来，我扎进过一个戏班，再跟戏班里的人一起，去过温州和惠州，也像当年一样，好几回前往了北方。如此，我便既见证了他们的满堂彩跟满坑满谷的打赏，也见证了他们身在各处的种种周旋，以及周旋里的讪笑和周旋后的狂奔。有好多回，这戏班都散了，但是最终，它还是又活了过来。这条命，不知道有多硬。是啊，这条命，怎么可能不硬？不硬，你如何一时满脸赔笑，一时又做了帝王将相跟才子佳人？不硬，你如何在被人轰下台之后，反倒在落荒而逃的路上添了功长了戏？那几年，虽说我一直都还在写了删、删了写，甚至放下它，去写下了另外一部长篇小说，以及三部散文集和两部小说集，但是我知道，我身体的一部分，一直都置身在那个名叫《银灯照》的世界里，再跟着小说里的众人一起，去飞蛾扑火，去自取其辱，去添功长戏。此中情境，就像《文昭关》里的伍子胥，既然已经一夜白头，莫不如在死路上往前再奔一步；就像《甘露寺》和《取西川》里的刘备，既然已经半生颠沛，莫不如再失一座城池，以此来证明自己尚无立锥之地；更像是这部小说里的主人公们，永明、棠生、元旦、敏敏……我一直都在跟着他们，去做戏里的人，也做世上的人，一时在苦熬里登场，一时又从痴缠厮打里脱身，再泥牛入海，沉入到无尽的狼藉与空茫之中。无非是，唱罢了台上的戏，再去唱世上的戏。

    写至此处，我必须暂时从《银灯照》里脱身，向诸多师友表达我深切的感激。我还记得，五年前的一天，黄梅戏演员杨俊老师跟我说起了她的当年：剧团改制之后，她去唱过歌，演过话剧，可是，有很多年，不管在哪座舞台上，下意识地，她都将它们当作了戏台，双脚一迈，走的全是唱戏的台步。当天晚上，我便将这部小说已经完成的部分彻底删除，又重新写下了开头。同样要感谢汉剧演员王荔、耿丽亚、朱敏、袁浩等诸位老师，楚剧演员夏青玲、余维刚老师，黄梅戏演员吴进良老师，以及湖北卫视《戏码头》节目组导演吴俣老师。正是在你们一回回的讲述中，我既觉得黯然神伤，又增添了无数写下去的底气——实际上，你们讲述过的众多场景，我都写进了这部小说之中。它写的虽然只是汉剧，但我也暗自希望，小说里的那些人，其实是更多遭受过时代流变的迎头撞击、又横下心来踉跄至此的人；他们也许不是战胜者，但他们一直是战场上的人，是承受了他们所在的世界的人。

    最后，我还要说起武汉。在这座城市里，我已经生活了三十多年，但是，正是在写作《银灯照》的过程里，我的内心里，才真正涌起了对这座城市的巨大爱意：长江江滩的芦苇丛，大智门车站门口的小巷子，长堤街的牛杂锅前，黄鹤楼下的山石间，等等。写不出来的时候，我都曾在这些地方流连不去，再跟自己说：要忍耐，一定要忍耐，要将那些虚弱、踟蹰和自我怀疑全都忍耐下去，再吞咽下去。就像小说里的那些人物，看似历经穷途，但时候一到，机缘一到，说不定，煤矿里的塌方、横店片场的炸点、刑满释放后的第一阵雨，乃至清晨草叶上的露水，夜路上的一座小庙，全都会应声而起，化作戏的一部分，也化作命的一部分。是的，这些年里，尽管这部小说一直都没完成，但我越来越笃定的是：永明、棠生、元旦、敏敏……他们正跟我一起，奔走穿行在武汉的街衢巷陌之中，而我的命，正在离他们的命越来越近。许多时候，我甚至想跟虚空中的他们分享罗伯特·勃莱的诗：“进行吧，秋天时你要高高兴兴，要修苦行，对，要肃穆，宁静，或者在悲痛的深谷里展开你的双翼。”我也把这句诗当作是武汉这座城市要对我说的话。与此同时，另外一桩莫大的机缘也终于降临了：三年前的一个冬天的晚上，在汉口永清街，我猛然间看见，两个唱戏的中年武生，正在街头对打不止。却原来，其中一个，得了阿尔茨海默病，为了可能的疗愈，另外一个便每天晚上都拉扯着他，一直打个不停；然而，他却始终没有认出对方到底是谁。而我，也在刹那间想起了2009年深秋夜晚的黄河，还有运煤船上的那对武生。此时的他们，不就是彼时的他们吗？于是，当天晚上，我便删去了这部小说已经完成的部分，再一次写下了新的开头。

    李修文：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武汉市文联主席、武汉作家协会主席。

    长篇小说《银灯照》近期由《收获》刊发，本文为《银灯照》创作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