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鲁平
我到武汉市文联工作时,周翼南先生已经退休,但他经常来文联,也经常来我的办公室小坐、聊天,有时是来赠书,有时也送一幅小画给我。他温暖、随和、客气,对我这样的年轻人从不拿腔拿调。我在编辑《武汉作家作品评论集》(2003年)时也系统了解了一下他的创作和人生,才发现他是少有的武汉文学的见证者和实践者。
周翼南见证了曾卓等老一辈作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人生和创作。1962年,21岁的小学教师周翼南写了一个电影剧本《杜甫传》,在时任武汉市文联主席的中国著名作曲家、歌唱家莎莱的建议下,武汉市文联召开了一个座谈会,曾卓先生参加了周翼南的剧本讨论,就这样,周翼南认识了曾卓。从此,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曾卓勉励他多读经典。他的推荐以及关于作家的讨论,对周翼南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比如巴乌斯托夫斯基抒情性极强的散文式叙事就渗透在周翼南的小说创作中。
周翼南也见证了同辈作家如王振武等的人生和创作。1963年周翼南认识了在武汉歌舞剧院工作的王振武,从此成为挚友。从王振武发表第一篇小说《三声号》到《最后一篓春茶》获得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再到1987年王振武去世,周翼南既是王振武的读者,也是他的责任编辑。
周翼南见证了王振武关于鄂西以及中国原始社会题材的系列创作,如《老猎手》、长篇小说《茶儿》以及未能发表的《火神的祭品》等。周翼南了解并钦佩王振武对生活的态度。
正因如此,他的两篇长篇散文——写曾卓的《白发在阳光下闪耀》与写王振武的《刃口上的生命》备受称赞。
在进入武汉市文联工作之后,周翼南以散文的形式写了许多人物访谈,冰心、孙犁、严文井、张光年、绿原、骆文、姜天民,等等,这些访谈或印象记,所记对象许多都与湖北、武汉有关;这些文章在记录人物的同时,也传达着作者的思考和对读者的启迪,未尝不是另一种对文学历史的见证和记录。
在武汉文学的历史进程中,周翼南一直是一位勤奋的实践者。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周翼南写了大量中短篇小说,如《夜雾消失的时候》《我家的猫》《乌龙湖边》《愚人船》《五月的风》《春天的窗口》,等等。其中,《西班牙母亲》和《珊妹子》被公认是他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的代表。之所以大多数人对这两部作品的意见出奇一致,除了艺术特色和社会影响,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作品中充盈着鲜明而浓烈的理想主义精神。
《西班牙母亲》是一部外国题材的短篇,作品的背景是拿破仑军队征服西班牙的战争。
这部作品写于1978年,发表于当时的《武汉文艺》(后改名《芳草》)。在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小说创作里,《西班牙母亲》是为数不多的外国题材短篇。尽管这个故事发生的年代久远,与作者生活的城市距离遥远,但作家的叙述却达到了如临其境的真实,如西班牙空旷、赤红色的土地似乎延伸到天边,敞着胸膛、露着多毛胸膛的士兵,一路走一路诅咒的士兵,冒烟的村庄,静静立在大树浓荫里的小土屋,屋子门口闪着金光……作家对人物的描写也极其简练精妙,比如写母亲吃面包和喝水都面无表情,女人喂孩子面包和水时,不让上尉看到她的表情,俯下头,用脸挨着女儿。而写女人牺牲前抬起头,用黑色的眼睛盯着上尉,嘴角第一次露出一丝让上尉发抖的冷笑。
这部作品之所以被当时文学界高度评价,一个重要因素是作品的抒情意味和反抗主题。周翼南的小说大都充满强烈的理想主义精神,《珊妹子》是这些作品的另一个典型。在叙事艺术上,《珊妹子》不同于大多数小说的叙事,整个故事基本以画家S的讲述完成。S讲述了他在四川江边小镇遇到极其清纯美丽的珊妹子,这个川剧团演员开始出现只是听S讲故事,看S画画,但随着时间的流逝,S发现珊妹子爱上了自己,自己也爱上了珊妹子,由此陷入了道德与情感的矛盾之中。S既不愿意明确拒绝珊妹子,怕她承受不了,又不愿意欺骗珊妹子,虽然自己的婚姻很失败,但S从未打算离婚。不过,在S被划为右派后,S的妻子为划清界限,主动和S离了婚,而当S再次来到江边小镇,珊妹子已经去世。
小说极其生动地呈现了珊妹子生活的江边小镇和令人神往的三峡自然风光,也极其生动地描写了珊妹子和小镇居民的善良、纯洁以及他们对知识的渴望。另一方面,作品深刻剖析了以S为代表的特殊时代知识分子的困境和彷徨,他们有理想、有追求,但他们寸步难行,无法突破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某种意义上,《珊妹子》堪称武汉文学发展历程中理想主义精神的标志性作品。
今天,在“文墨双翼——周翼南艺术展”向公众开展的时候,回顾周翼南的文学艺术人生,对正在思考大文学观、正在重新打量时代和生活的作家,都有令人启发的价值。我们应该像老一辈作家那样充满激情和理想,去见证时代和书写现代化实践,让作品成为夜行中的星光、风雪中的茅屋、沙漠中的清泉,给人带来幸福、慰藉、温暖。
李鲁平:评论家,湖北省作协副主席,武汉作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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