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正”才能出新

    □ 李昕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华书局不但经历了公私合营，而且还从上海迁至北京。1954年迁京时，他们在上海留下了一个编辑所，后来这个编辑所发展成上海古籍出版社，后来又分化出上海辞书出版社。

    就像商务印书馆被合并到高等教育出版社里一样，中华书局被合并到财政经济出版社，保留品牌。这一时期，中华书局出版了一些杂书，包括农业的、经济的等等。

    也像“商务”很快独立出来一样，1958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指定中华书局作为规划小组的办事机构，从此中华书局被划归文化部领导，独立建制，这是一次重新定位，中华书局从此不再是综合性出版社，而是专业性出版社了。

    中华书局此后的标志性出版物很多，这里举几个例子。

    作为国家古籍整理规划的重点项目，从1958年开始，中华书局邀集了大量史学专家，对《二十四史》进行校点，但到1966年，只出版了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此后项目陷于停顿。1971年，周恩来总理指示，中华书局这个项目要继续做，由顾颉刚总其成。于是中华书局从各地把正在下放劳动的专家们请回来继续校勘古籍。参与的专家，有启功、杨伯峻、白寿彝、顾颉刚、唐长孺等，都是权威。这套书1977年终于出齐，前后历时19年。此后，这套《二十四史》成为“国史”的标准本，是迄今为止海内外最权威的版本，也是最流行的版本。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也是国家古籍整理规划项目之一，都是古代大作家的作品集注，从《诗经》《楚辞》开始，覆盖两千多年的文学史，是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的常备书。此外还有“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和“中国历史小丛书”等等。

    2003年，袁行霈先生给中华书局题词，写了“守正出新”四个字。之所以提出“守正出新”，是因为他们也走过弯路。

    出版业开始实施企业化改革以后，中华书局陷入窘境，受专业分工限制，盈利远远不及商务印书馆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大约在2000年前后，中华书局的一位前总经理，决定做一些调整和改革。他的用意显然是好的，想做一些尝试。但是出书的方向偏离了中华书局的传统思路，例如出版旅游类图书、外国文学类图书、生活实用书等等。这些类型的图书，或许在有些出版社是能够盈利的，但是在“中华”，他们的尝试失败了。因为读者不认账，结果销售不好，造成库存爆棚，出版社经济效益进一步下降，人心涣散，骨干编辑纷纷调离，在一两年之内，走了三十四人。

    那么，是不是中华书局就不能搞大众读物呢？当然不是。关键是要“守正”才能“出新”，创新不能离开“中华”的传统优势。大约就是在2003年以后，他们加强了大众出版业务，开始组织于丹的《论语心得》、阎崇年的《正说清朝十二帝》《明亡清兴六十年》等普及读物，这些书从题材上说，仍然是传统文化题材，属于中华书局固有出版范围，但是作品通俗易懂，适合大众读者阅读，加之借助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的宣传推广，销售都非常火爆，成为风行一时的畅销书。近些年来，中华书局的出版本着提高与普及并重的原则，一手抓学术，一手抓大众，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不俗的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