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家、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进攻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代表人物米尔斯海默最近出新书《国家如何思考:对外政策中的理性》。
理解国际政治,首先需要了解国家是如何思考的。国家作为一个集体,能够进行自主思考吗?如果能,它是如何思考的?思考过程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政治领导人会因之理性行事吗?由此产生的对外政策决策呢?
在近几十年的国际政治研究中,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国家作为一个行为体,其对外政策决策常常是非理性的,而政治领导人也很少理性行事。德国挑起两次世界大战,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一意孤行动武并深陷泥潭似乎就是非理性的典型表征。
但是,于国际政治的研究和实践而言,得出结论认为国家是非理性的,实属毫无意义,因为只有假定国家是理性的,学者和决策者才有可能理解和预测国家的行为,否则,整个国际政治研究的大厦都将倾覆,政治领导人也将无从有针对性地制定对外政策。
由此,本书系统论述了国家的思考方式与过程,重新定义了对外政策中的理性,指出:国际政治中的理性决策依托于阐释世界如何运作的可信理论,并且经由“审议性决策过程”产生。基于这个标准,本书分析了1900年以来,在一战、二战、冷战等重大国际政治事件背景下,德国、英国、法国、日本、苏联、美国的15个对外政策决策案例,并得出的结论:大多数国家在大多数时候都是理性的,即使它们的决策并不总是成功的,有时候甚至是违背道德的,而这就是国际政治的现实。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评价该书:“作者将个人层次的理性与国家层次的理性结合起来,将国际关系理论解释与对外决策分析结合起来,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们来讲,这两个研究成果有很大的认识启示作用,因为还有很多学者相信个人、国家和体系三个分析层次无法结合,国际关系理论无法用于解释决策。作者反复强调国家理性是指决策过程而非政策结果,即决策过程包括了专业人士参与政策选择的讨论过程,而非决定的策略获得了成功或者最终选择了和平政策。这一观点不仅值得学者们参考,更值得决策者们理解其重要性。”
【前言摘编】
与许多人认为的恰恰相反,我们不能把理性和成功、非理性和失败画上等号。理性跟结果没有多大关系。理性行为者经常无法实现他们的目标,不是因为他们的思考很愚蠢,而是因为那些无法预料也无从掌控的因素。还有一种强有力的倾向是把理性和道德画上等号,因为这两种品质被认为是思想开明者所具备的特征。但这也是错误的。理性的政策可能会违背人们普遍接受的行为准则,甚至有可能是极端不公正的。
那么,在国际政治中,“理性”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令人惊讶的是,学术文献并没有给出一个好的定义。于我们而言,理性事关理解这个世界(即弄清楚这个世界是如何运作的以及为何如此运作)以便做出决定来实现特定目标。这包含个体决策和集体决策两个层面。理性的国家通过审议来汇集关键政策制定者的观点,这个过程的特征是充满了激烈而无拘无束的辩论。简而言之,国际政治中的理性决策依托于阐释世界如何运作的可信理论,并且经由审议性决策过程产生。
据说许多大国的行为都是非理性的,但实际上它们的行为是理性的。这样的国家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和“七月危机”期间的德国,以及20世纪30年代和“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夕的日本。但这并不等同于说国家总是理性的:1938年英国不制衡纳粹德国的决定便是非理性的,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决定也是非理性的。然而这些情况属于例外。
如果说非理性是常态,那么国家行为就既无法被理解也不能被预测,研究国际政治便成了一种徒劳无功的努力。对于实践者而言,理性使得国家能够制定有效的对外政策。因为只有当其他国家是理性行为者时,人们才能够预测盟友和敌人在特定情况下的可能行为,从而制定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政策。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