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香港“将功补过”

    □ 李昕

    我在香港三联书店的时候，做过很多图文书，使用图片的版权需要特别谨慎。

    2001年，我注意到内地一家出版社出了一套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主编的《学生彩图版中国通史》（全十册），图文并茂，很适合推荐给香港的中小学生。于是我联系这家出版社商洽版权，很快就签订了合同，他们直接提供排好的图书版式，我们将简体字置换成繁体字，赶在2002年春节前夕出版，定价380港元，首印3000套。大年三十，我查电脑，数字表明这是一套畅销书。正高兴间，突然接到香港商务印书馆一位副总编的电话，他告诉我，这10本书里面包括将近2000张照片，其中有208幅取自“商务”已经出版的画册。

    我大吃一惊，连忙说我要向内地出版社询问。

    大年三十，找人很困难，几经辗转，找到那家出版社社长，他大概是正在吃年夜饭。我把香港“商务”投诉的事情一说，他竟然立刻承认，我没好气地说，那你就考虑赔偿吧，咱们过了年再具体商量。

    因为这，我过年没有过好，茶饭无心。香港过年只放3天假，年初四，各出版社领导要给员工拜年，一大早，此时仍然兼任香港三联书店总经理的联合出版集团总裁赵斌开车接我一同上班。其实我从来都是自己坐地铁上班的。他专门来接我，自然是有事要在路上说。我一上车，他就极其严肃地问我，图片侵权的事情准备如何处理？按照香港规矩，我们的书要收回销毁，损失是不可避免的。我说，书暂时收回可以，但是不必销毁吧？香港商务印书馆是咱们的兄弟公司，这件事我来协调。赵斌问，你需要多少时间？我说3天吧。他说，那就给你3天时间，如果你3天不能解决，我就把所有的侵权书销毁。

    于是我先给香港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写了一封电邮致歉信，承认侵权过失并说明原因，这是香港“三联”的无心之过，请求谅解。我在信中提出几条解决办法：第一，香港“三联”收回所有图书，在库里封存，待版权问题解决之后再做处理；第二，请香港“商务”开列侵权图片清单并出示证据，由我们与内地出版社协商赔偿事宜；第三，请“商务”开具图片版权索赔价格，包括港版和内地版的两个索赔价格；第四，我们承诺妥善解决侵权事宜并承担香港版本侵权的法律责任。

    当天晚上的联合出版集团团拜会上，我见到香港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他拍拍我的肩膀，说你的信我收到了，咱们好商量。

    香港“商务”开出的索赔标准是，“三联”繁体字版，每张照片赔偿200港元；内地简体字版，每张照片赔偿600港元。208幅照片，总共需要赔偿16万多港元，均由内地那家出版社承担。为此，我找了国家新闻出版署一位领导，请他向那家内地出版社打招呼，一定要妥善处理此事。内地那间出版社毕竟是明事理的，二话没说，就接受了香港“商务”的条件，很快做出了赔偿。于是香港“三联”压在库房里的书又重新开始发行。

    这件事对我教训很深。我意识到要在香港做图文书，出版社自己必须建有图片库。我看到凤凰卫视出版过一套10卷本的《中国古代文明大图典》，就从中精选了一两千张照片，按照每张50元港币的价格，购买了它们在香港三联书店的永久使用权。除此之外，我还利用假期、探亲和出差的机会，跑遍了香港、台北和北京、上海、南京、广州、郑州、武汉、洛阳大大小小的博物馆，拍摄了近6000张照片。那时我用的数码相机只有400万像素，所拍摄的照片达不到制作画册的水准，但是制作图文书一点问题也没有。我把这些照片都归入香港三联书店的图片库。

    《学生彩图版中国通史》3000册销售一空以后，为了尊重香港商务印书馆的版权，我们没有再重印。本来，香港三联书店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曾经出版过一本《中华文明史话》，很畅销，但是插图只有寥寥几幅，于是我决定利用自己的图片库为其配图，出版《彩图版中华文明史》6卷本。这套书在2003年出版，全彩印刷，精致美观、庄重大气，全套书中插入彩色照片2000多幅，其中至少有600—700幅是我自己拍摄的。出版后，我对它爱不释手，把它作为珍贵礼品，赠送给几位家里有大、中学生的朋友。

    这件事对我来说，意义在于将功补过。我承认自己在侵权事件中，是栽了跟头的，从哪里跌倒就应该从哪里爬起来。所以后来出版社要为我的600—700张照片向我付版税，按照香港的标准，总有几万元吧。但是我一分钱也没有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