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启德先生与《医学的温度》

    □ 李昕

    初见韩启德先生，是在2013年4月。美国学者傅高义先生应邀到北大演讲《邓小平与中国外交》，我陪同前往。主持演讲会的是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袁明教授，她是韩启德的夫人，也是傅高义的老朋友。

    当晚，袁明在勺园请傅高义吃饭，韩启德也来与我们一起聊天。此时他不仅是中国科协主席，而且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俨然是大领导。但他谈起话来，完全是一位谦谦学者，没有一点架子，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所以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把他当作官员，从未以“主席”之类的头衔称呼他，而一直叫他韩老师。

    因为与他相识，此后我对他便多一分关注。我注意到他是一个思想开明、观念新颖的学者。他总是大胆讲真话，提出独到的学术创见。例如关于高血压、高血脂要不要长期服药控制，又如癌症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不是确有必要，他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进行了令人信服的实证研究，对于多年广泛流行的观点提出质疑和挑战，大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我觉得，他这样一种身份特殊的学者，能如此坦诚，丝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实在是难能可贵。

    于是，我心里一直有一个愿望，想为他编一本书。

    2018年12月，我再次见到韩启德，谈起阅读他一些文章的感想，特别提到了他那些“标新立异”的观点。例如，他认为乳头状甲状腺癌一般不需要做手术，现在罹患此病的患者，绝大多数人的甲状腺都被白白切除了，弄了一个终身服用补充甲状腺素药物的结果，不是得不偿失，而是有失无得。这个观点令很多人震惊。我说到这里，韩启德便告诉我，他有一位亲属患有甲状腺癌，早早就在协和医院确诊了。但这位亲属听从他的意见，完全不受诊断影响，一直正常工作，坚持不做切除手术，只是注意观察而已。到现在已经过了12年，其健康状况良好。

    那天告别以后，我便在微信里联系他，希望他提供一些近年的论文给我。他很快发来一批文章，包括谈科学技术的和谈医学的两部分。

    我和商务印书馆教科文编辑中心主任蔡长虹看过以后，给他提了建议，希望把话题集中在医学人文以及所有与医学相关的讨论上。他同意了。韩启德再次发来的文章共有55篇。尽管每篇文章各有内容，并非应景之文，但如果全部编在一起，重点便不突出，最为精彩的文章也会被淹没。于是我给他写了封信，建议对文章作出精选。

    他回信，不仅表示完全同意我信中的意见，而且还嘱咐我：“请您尽管大刀阔斧砍杀选择和编排。”他的谦虚、大度以及从善如流的态度，令我心生敬意。于是我和蔡长虹商量，斗胆列出了一个目录，删去30篇，选定25篇文章，分为两辑，另有两篇附录，总共16.1万字。

    此后，这部书稿进入出版流程。责编蔡长虹做了大量细致的编辑工作之后，《医学的温度》以精装本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

    在我看来，这真是一本“有温度”的书。韩启德认为，在今天，医生所面对的，往往不再是经受病痛的人，而只是用各种数字指标和造影显示的病症。这种“见病不见人”的现象，使医学与病人的距离越来越远。再加上医院对病患的过度治疗和趋利的倾向，以至于医学似乎只是一门技术，而不再是人学。这便全然违背了医务工作者的使命和初心。

    所以韩启德强调，医学必须从技术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向人文回归。他一再指出，医学是有温度的，应该是一种人性化的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