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时间生活的总规矩

    □ 刘洪波

    中国古代教化，以经为首。从汉代开始，立《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于学宫，称为五经。至唐代，扩展为九经。南宋以后，增为“十三经”。《礼记》的地位，可见一斑。

    《礼记》共四十九篇，第六篇为《月令》。《月令》按照一年12个月，逐月罗列天文、历法、神祇、物候、礼仪及行为规范，内容相当详备。

    以“孟冬之月”为例。

    太阳在尾宿位置，黄昏时危星、拂晓时七星出现在南方天空正中，日子以壬癸为主，主宰天帝是颛顼、天神是玄冥。当令动物为甲壳类。祭祀品以牲畜肾脏为先。这是讲天、地、神。

    这个月“水始冰，地始冻”，野鸡入海变大蛤，彩虹不再出现。这是讲物候气象。

    接下来讲礼仪。这个月天子住在玄堂左室，乘黑车，驾黑马，挂黑旗，穿黑衣，戴黑玉，吃黍和猪肉，用的器物体宽口小。

    再下来讲行事。这个月立冬。立冬前三天，太史谒见天子，报告某日立冬，五行为水。天子就要开始斋戒。立冬当天，天子率领三公、九卿、大夫到北郊迎接冬天。礼毕，赏赐为国死难的人，抚恤其妻儿。命令太史占卜并审视吉凶，并检举徇私官员。

    天子开始穿皮衣，命令官员谨慎遮盖收藏、巡查收获，不能有没收拣的财物庄稼。增筑城郭，戒备城门里巷，修理门栓，管好锁钥。巩固疆界，守备边境，修缮要塞，把好关口，封锁小路。

    整顿丧事制度，辨别衣裳规格，审看棺椁厚薄，以及坟墓高低、大小、厚薄和贵贱等级。

    命令百工长报告工作成效，陈列祭器，看是否合乎法度，不要造出淫邪奇巧之物，动摇君王心志，一定要以做工细致为上。物品上刻记工匠姓名，以考察实绩，不合要求要治罪，并查明原委。

    举行大饮之礼，祭祀宗庙，天子向日月星辰祈求明年丰收，杀牲畜祭祀后土、城门、祖宗和家里门神、灶神等，慰劳农民，让他们休息。同时命令将帅讲武习功，操练射术、驾车，较量勇力。

    命令主管水政、渔政的官吏征收水泉池泽的赋税，不得侵削民众，使人们归怨天子，“其有若此者，行罪无赦”。

    在孟冬之月执行春季的政令就会封闭不严，遭受寒冻，地气泄出，人民流散。执行夏季的政令，国家就多暴风，冬天不冷，冬眠的虫子又会爬出来。执行秋天的政令，雪霜就不按时节而降，小的战争时时发生，国土遭到侵削。

    以上是《礼记·月令》中“孟冬之月”的大致内容。如此不厌其烦，是要让人明白它大致讲了些什么。

    有的月份，《月令》还对民众行为有要求，如孟春之月“禁止伐木”，仲夏之月命令民众不得割取蓝草作染料、不得烧炭，不得晒布等等。

    一般介绍，首先会说“月令”为上古的一种文章体裁。这样说，当然也不能说错，但不及本质。以文章样式来说，“月令”并不很多。除了《礼记》中有一篇，还有失传的《逸周书》中据说是有。即使扩大范围，把《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中的类似篇章算上，文献都是屈指可数的，是否足够作为一种文章类型，恐怕不无疑问。在文章学中，“月令”的位置可以说可有可无，还不如通知、借条重要。

    “月令”之令，是天时之令，也是政令、法令、命令之令。天时之令，体现在相应月份的天文、气象、物候规律。政令、法令、命令之令，体现在规定了从天子、百官到民众的时令行为。两者合一，便是国家时间生活的天人相感、天人合一。

    “月令”把太阳摆在时间生活的决定性位置，代表着对四时的科学和客观认识。它安排了国家的时间秩序，对上至天子、下至黎民的行为都作出了安排。因为合乎“礼法”具有极高地位，非任何个人可以左右，它也就对所有人构成了约束，哪怕皇帝也不能想怎样就怎样。它还警告了“失时”行为将要造成的后果，虽然现在看“不科学”，但在古人那里，这些警告是真实的、起作用的。

    以中国古代“礼治”的重要性，以及《礼记》从汉代就列为经书的元典地位，《月令》在古代是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稔熟的篇章，对塑造人们的时间意识、社会的时间生活，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它不只是“政治时间表”，也不只是体现了生态的时间意识，它的礼法位格比具体历法更高，应被视为古代中国时间生活的总规矩、总章程。